树立大历史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对中共党史研究提出的要求。他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研究。

树立大历史观，首先就要确立科学的时空观

历史发展、历史变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或起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时间和空间，就没有历史。因此，树立大历史观，首先就要确立科学的时空观。科学的时空观，是从贯通古今中外的视角审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理念。它既可以运用于历史研究，也可以运用于现实研究，还可以运用于对未来的研究。

这种科学的时空观，有其完整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的横向轴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轴，从人类的起源到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再到人类社会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直至当代史，这是这个时间轴的历史部分，属于过去时。如果按照一般意义的历史的时空观来说，沿着人类起源的时间轴研究到当代史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使命了。但对大历史观来说，这还远远不够，还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落实到中共党史研究上，就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因此可以说，这种科学的时空观，在其时间轴上是一种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空观，体现着大历史观的本质要求，成为受大历史观支配、又是大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时空观。

再看这种科学的时空观坐标系的纵向轴，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空间轴，体现的是本国与世界的关系。人类的起源，原本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最初形成的是各种原始部落。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逐渐有了民族分野，出现了国家，不同的人便因不同的地缘和血缘从属于不同的国家。历史发展是如此，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阶级的立场和国家（民族）的立场。与此同时，各国的历史发展尽管各有不同，却总是受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支配着的。而且自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文化教育发展、人类交通能力和交往水平的提升等等，各国的历史发展越来越融入世界历史之中，直到如今国与国之间、各国与世界之间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大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需要突破原先的狭隘眼界和狭小格局，更需要突破在这种眼界和格局下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种族优越论，树立一种体现大历史观要求的打通本国与世界的时空观。当然，这种科学的时空观并不排斥基于本国立场的历史研究。恰恰相反，坚持中国传统、中国特色，坚守中国立场、中国表达，正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前提条件。弘扬具有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的爱国主义，也是中华史学的光荣传统。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不仅要有鲜明的中国立场，还要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国站位和世界抱负。而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总要求看，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同一性是以充分尊重各国发展的多样性为前提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中的世界主义。

将这个科学时空观的坐标系结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不仅这个坐标系的时间轴是延续不断的，而且其空间轴也是延续不断的。这个空间轴不仅仅停留在与时间轴交叉的某一个点上，而且作为一个世界史与本国史贯通的横截面，展开于人类社会发展史从古至今的任意一点上。当今的考古学也印证了这一点，早在人类的史前时代，人类之间的交往的广度与频繁程度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将历史、现在与将来贯通，将本国与世界打通，既是树立大历史观的要求，也是历史学深化拓展的自身要求。

确立科学的时空观，绝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主观臆想，而是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史学传统。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提出他的史学思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就是秉承这一史学思想写成的。当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愿，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问世后，才能真正实现。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随后，在延安整风中指导中央学习组研读党的历史之时，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古今中外法”。他认为：这个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继承和发展，把它重新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树立大历史观还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树立大历史观还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用历史长周期的观点研究问题。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和研究，是树立大历史观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发展阶段，放在历史长河中去认识和把握，才能准确把握其演变机理、基本规律、重大影响、地位作用，避免“盲人摸象”“一叶障目”“鼠目寸光”。例如，我们在深刻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及其基本规律时，就必须把这两个三中全会放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和70多年的新中国史中加以考察，而不能仅仅考察这两个三中全会前后的一小段历史。由此，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迈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还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又如，在阐述改革开放的深厚历史蕴含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第二，要依据历史方位研究问题。依照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依照党情国情世情变化，明确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树立大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准则。我们说，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需要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说到底也是要依据当时所处的历史方位来做客观的、历史的判断。例如，我们要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当时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特点而对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才能深刻地认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后所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策略调整、一系列重大决策，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动，才能深刻认识到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才能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阶段做出的科学判断，同样是科学判断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的结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个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正是依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的。在擘画“十四五”规划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百年奋斗历程同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程、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非凡历程紧密结合起来，提出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并科学分析了这一论断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上述对新时代新阶段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历史方位重大变化的科学分析和科学论断，表面看是针对当前的，但从实质上却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通过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历史方位发展变化贯通起来，使我们获得了一种从历史发展长周期研究问题的纵深感、厚重感和透彻感。

第三，要把握重要历史节点研究问题。历史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时而波涛汹涌，时而细水潺潺，总会形成诸多重要的历史标志和历史转折。围绕这些历史节点，历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例如，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与历史必然性时，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500年历程，系统回顾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强调：“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又如，在阐述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引导人们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四，要把握好历史、现实、未来的内在联系。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是大历史观的基本要求。“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也是充分发挥中共党史研究的教科书和营养剂作用的学科优势。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例如，在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1840年以来的历史时指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历史思维的重要作用是以史鉴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新时代推进改革发展稳定遇到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遇到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把新时代治党治军治国遇到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放在历史长周期里去考察，用打通历史、当代与未来的大历史观去考察，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从哪里来、现在走到了哪里、又将向哪里去，把握发展大势和总趋势。“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正是这样一种大跨度、大视野、大格局的纵览与概括，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