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即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在瞻仰七大会址时，习近平强调，党的七大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可以说，“团结”是党的七大精神的一个关键词，党的七大也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妥善处理干部关系问题，以科学的干部政策指导干部工作，是团结和统一全党的思想与意志，并以统一行动实现革命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党的七大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作出深刻研究和系统部署，既总结了党的干部关系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提出了处理好干部关系问题的指导性原则和具体要求，为制定科学的干部政策、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指明了方向。
本文以七大报告以及相关的会议发言和决议等文本作为分析对象，梳理、总结党的七大对干部关系问题的研究和部署，以呈现党妥善解决干部关系问题的原则、立场及思路，为新时代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借鉴。
一、党的七大对干部关系存在问题的研判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等从历史、现实、未来三重维度对党的干部关系存在的问题作了研判，为分析干部关系问题生成原因，寻求解决干部关系问题的方案作了准备。
以历史为鉴，党的七大对革命实践中遗留下来的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及其危害作了阐述。抗战时期，党的各个部分长期处在被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因而形成党的各个部分之间彼此不同的特殊的历史、特殊的联系与特殊的作风。这种“特殊”对应到干部身上，则表现在：在党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党的干部因为各人的工作性质、工作历史和工作地区的不同，而有各种区别，例如：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一部分军队的干部与那一部分军队的干部，这一地方的干部与那一地方的干部，这一工作部门的干部与那一工作部门的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等。
“山头”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产生的。正如毛泽东1945年 2月在中央党校讲演时指出的，山头“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中国革命特别情形（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产物”。而山头主义倾向则是一种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妨害着党的团结，必须加以克服。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重申，山头“是中国革命的实际”，并明确表示，山头本身“不是坏事情”，“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
宗派主义与山头主义关联密切，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表现为：“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指出，虽然经过几年的整风和党史学习，最严重的宗派主义已经基本上被克服，但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却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存在。比如，在一些具有山头情绪的同志中，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这样一些典型的不良现象：只记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荣历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视其他部分的光荣历史，对党的其他部分，只看到人家的缺点，甚至互相联合压抑其他部分的人。
这种典型的山头主义倾向“使党的各个部分之间，不能很好的团结，发生不应有的纠纷与磨擦”。由于其盲目性，即“看出山头是难，看出自己的山头主义是所谓难上加难”，导致山头情绪很容易“暗藏滋生”，一旦被有野心的分子利用，就可能在党内造成严重的纠纷。
以现实为据，党的七大对干部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关系紧张、不能正确看待彼此的情况作了分析。毛泽东在大会上谈到，有的干部之间心存芥蒂，有“吃得开”与“吃不开”之分：比如，在沦陷区、国民党区工作的干部到根据地“感觉吃不开”；经济工作和后勤工作干部感觉“吃不开”；“民运工作干部，工、青、妇干部”被叫“杂牌军”，“感觉吃不开”，等等。
刘少奇指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等不同程度存在着相互看不起的问题，“常各自以其成绩、以其知识而互相看不起别人”，“这样就使各人的优点变成了自己的包袱，变成了自己往前进步的障碍，也变成了干部之间相互团结的障碍”。
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在发言中也提出，有干部认为“有山头才吃得开，无山头就吃不开，山头大吃得开，山头小吃不开，或山头软的吃不开”，这种“一心一意依靠山头的情绪”必须加以解决。长期从事党的机要工作的李质忠也讲到，党的一般的带专门性、带技术性干部普遍存在着“不安心的情绪”，因为总觉得“在军事时期做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出风头”。
也有不少干部结合自己的思想状况和工作实际，进行了深刻的自我省察。比如，张闻天在大会上就有过发言反省，他说，到莫斯科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反而使我背上了一个包袱，反而使我自己骄傲自大起来了”；他进而反省到，“骄傲态度是阻碍共产党人向前进步的第一号敌人”。这反映出一部分留苏归国干部曾普遍怀揣的自满心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这是留苏归国干部与国内干部之间关系紧张的真实写照。
以未来为期，党的七大对将来城市工作有可能出现的干部关系问题作出了预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提出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并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的开展，必然需要大量干部。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重申了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城市工作的要求，强调干部工作的重要性，“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城市工作对干部需求的增加，必然带来新的干部关系问题。毛泽东在大会上专门提出，在处理干部关系问题时，“还要加上一个同城市人民的关系问题”。
彭真也在大会上就城市工作的干部问题作了发言，认为应该将派遣使用外地干部同训练提拔本地干部相结合，一方面，“大胆地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干部”，“凡是在城市的伪军、伪警、伪组织中，工人、苦力及各阶层市民中，官僚、军人、流氓及各种帮会中，有社会关系、工作线索或有进行工作可能的人员，不论他是否党员或缺点多少，都应该动员他们到城市中去，利用已有的关系与条件，以个别关系，人自为战地分头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在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作为“城市工作干部的主要的源泉与城市工作的骨干”。这一过程中，既要防止“左”的关门倾向，又要防止把好人坏人一视同仁的右的倾向。
党的七大立足会议召开时的历史方位，以此为节点，对过去遗留、现在存在以及将来有可能出现的干部关系问题作出研判，表现出了经由历史、现实到未来的连续性视野，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党的干部关系状况，极富针对性与前瞻性，这有利于就此进一步分析干部关系问题的生成原因，以及制定处理好干部关系问题的科学方案。
二、党的七大对干部关系问题生成原因的分析
党的七大从干部队伍的结构状况、干部个人的思想境况以及干部工作的实际情况等多个角度，对干部关系问题的生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就干部队伍结构状况而言，干部需求激增导致大量新干部涌现，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比例失衡。全面抗战开始后，边区和前线最缺的就是干部和人才。毛泽东强调，“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大批新干部的加入，为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此同时，随着抗战的发展，抗战前的老干部损失了许多。到党的七大召开时，在全军 11.5万名干部中间，抗战以前的只有 1.2万人，只占1/10。“军队和地方的老干部合起来，只占百分之七八，或者百分之六七，抗战后入党的，占百分之九十二三。”由此，新老干部关系的问题就是“百分之六七对百分之九十二三新干部的问题”。
此外，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在配备上也有较大变动。以党的七大列举的一份 1943年的材料为例，太北区 8个地委 37个干部中，本地干部只有 9人，仅占 24%，外地干部 28人，占 76%；太岳 4个地委的 37个县委干部中，本县干部只有 6人，占 16%，外县干部 31人，占 84%；太行第六地委 5个县 18个干部中，本县干部只有 5人，占 28%，外县干部 13人，占72%。这从侧面说明，许多地区党的组织对“选拔和培养本地干部在本地负责”上注意得还不够。1945年，太行区党委报告：全区各级干部5000人中，本区干部占 80%，外区干部仅占20%。但许多领导机关中的负责干部，“仍是外区干部占多数”，且在干部配备上，“常是不把本县、本地方的干部分配在本县、本地方工作，特别是负责工作”，“其他许多根据地本地干部的情况，也大概与上述情形相同”。
干部队伍结构的变化和比例的失衡，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新干部与老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关系紧张。刘少奇曾提到，新干部多了起来，有的“不大看得起老干部”，觉得他们“昏庸老朽，慢的很，不痛快，不活泼”；有的老干部喜欢自称“老子”，“新干部是不高兴的”；有的外来干部到了地方，脱离本地群众，“不尊重本地干部，糟蹋本地干部”。有七大代表回忆，有一段时期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很严重，以致于在延安有次遇到空袭时，“都不往一个洞里钻”。毛泽东对此表示，“躲飞机这是要命的事，还分得这样清，不走一条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 。
就干部个人思想境况而言，部分干部骄傲自满、脱离群众。1941年 9月，《中央军委对军队老干部工作的指示》提出，“老干部是我党、我军长期积累的财富”，但某些老干部知识不多，进步不快，气量狭小，意识落后，“自以有长久斗争历史，便骄傲自满”，“觉得好像什么都懂了”。在党的七大上，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陈云，进一步对党内的“骄傲之气”作了批评，称带有这种“骄傲之气”的干部，一是数量多，“是‘很大’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二是覆盖广，不仅地方有，军队里也有，“下级也有，中级也有，高级也有，大头子也有”。干部骄傲自满直接导致干部关系不协调。在刘少奇看来，骄傲自满容易看不起别人，从而“一定引起别人不满，引起干部之间的不团结现象”。总之，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新老干部之间、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因为出身、资历、能力以及经验等要素催生出的骄傲自满思想，成了干部之间相互团结的障碍。
此外，有的干部存在脱离群众的思想，这也制约着干部关系的良性发展。刘少奇就指出，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群众问题”，因为“外来干部要在群众中生根必须经过本地干部，必须联系本地干部，必须培养本地干部，从人民群众中培养本地干部，这才能够生根”。从这个意义上说，“脱离本地干部就是脱离群众，取得本地干部的拥护就是取得了群众的拥护，这是与群众联系的中心环节”。
就干部工作实际情况而言，干部审查工作出现偏差和失误。审查干部，是抗战时期党为保持组织的巩固和队伍的纯洁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 1939年 8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即提出，为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在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期间，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开展了审查干部工作。
一般来说，这在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事实上，干部审查工作确实清出了一些特务，同时使党对自己的干部队伍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即包括老干部、新干部，根据地干部、国统区和沦陷区干部在内，各地区、各方面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不过，在实际的干部审查工作中，由于对敌情作出过分的估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这直接损害了干部关系，给党内团结造成了不好影响。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
党的七大对干部关系问题生成原因的分析，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基本立场，找准了问题产生的根源，为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推动干部关系良性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党的七大对处理好干部关系问题的政策和要求
党的七大就处理干部关系问题，从干部队伍总体建设、干部具体安排以及干部个人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要求。
在干部队伍的总体建设上，强调坚持统筹兼顾、照顾各方的原则，通过“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消灭山头”的方法来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提出，“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消灭山头主义”。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重申了这个方法，要求“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具体来说，“承认山头”强调的是认清干部队伍的客观情况，“照顾山头”要求的是协调干部之间的关系，“缩小山头”和“消灭山头”则直指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四者之间是辩证的关系。
这一方法一经提出，便在干部中引起普遍共鸣，并就此形成了一些原则性共识：一是在方法上不能过急与过激，山头主义倾向必须消灭，但在未经恰当地指明与说服之前，他们总是不承认自己是有这种倾向的。因此，“不能采取鲁莽的急性的办法，而必须是首先认识这种倾向的客观存在，照顾这种倾向的盲目性及其产生的客观历史原因，耐心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的自觉，使他们逐渐进行反省”，“只要在各部分同志的内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之后，山头主义倾向才能消灭”。
二是在价值导向上必须明确，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是为了消灭山头，维护党的团结。我们所说的承认与照顾，绝不是无原则的迁就，这样只能让不同山头之间特殊的历史、特殊的联系、特殊的作风差异更大；而应是“从团结出发，照顾全党的利益”，“不强调其特殊关系与特殊习惯，不追随于落后的思想意识”，“从思想上去提高他们”。
三是在统筹兼顾的同时，要教育引导干部正确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有同志把个人顺不顺意归于有无山头的依靠，这就是没有处理好个人与党的关系的典型表现。要从依靠山头的情绪中转移到依靠党依靠人民的正确道路上来，要深刻认识到，“党的某种时期特别提出重视与培养某一种或某几种干部，是根据政治上的理由，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别的，更不是由于某一种或几种干部有甚么特别可爱或高人一等”，也就是说，要“从政治上来理解党的干部问题与干部政策”。
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在党的七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过程中就得到了体现。在这一选举中坚持了三个原则：一是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二是对“山头”，既要承认与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三是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把不同方面有相当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使整个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
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代表大会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干部的具体安排上，要求严格遵循党的干部政策，将群众路线有效贯彻到干部培养与选拔全过程，以促成干部关系的良性发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党的干部政策，即“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毛泽东称之为“任人唯贤”的路线。刘少奇在七大上重申了这一路线，并强调干部不应以党龄、资历、经验论好坏，“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干部，就是最好的干部”。因此，对干部的考察，不仅要自上而下来实行，即“领导者根据被领导者的工作报告来考察被领导者”；还要自下而上来实行，即“在干部工作的地方，在被干部领导的群众中去考察干部”。这才是群众路线在干部政策上的有效贯彻。
例如，在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上，密切联系群众就成为润滑剂。一方面，外来干部必须谨慎处理同本地干部的关系，因为脱离本地干部，就是脱离与本地人民群众的联系。毛泽东指出，“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因此，外来干部要以谦卑的姿态对待本地干部，互相取长补短。
另一方面，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们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因此，培养与选拔本地干部“不仅是一个干部问题，而是我们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刘少奇在大会上指出，“我们党在某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已经作好，就看是否已从当地人民群众中培养出足够的真正很好的干部和领袖为主要标志”。其他参会代表也提出要尽可能多地培养本地干部，以更好地开展本地工作。
在干部个人的思想教育上，倡导“所有干部一样的光荣”，推动不同干部之间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一些干部之间存在对立情绪，主要源于不能正确看待彼此。如有的干部“只批评人家的缺点，不赞扬人家的成绩，也不估计与原谅人家的困难”。为消除这一情绪，毛泽东在大会上特别强调，“所有干部一样的光荣”，“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
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刘少奇在大会上也指出，虽然干部各有不同，但所有干部对于各项革命工作，各有内行，各有外行，也各有优点，各有缺点，不应该互相轻视、互相抱怨、互相磨擦，而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寻求团结与合作，以更好推动我们的共同事业前进。
可以分别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比如，对于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干部“应努力保持和扩大他们与群众的联系及其群众作风，而努力克服自己文化上与理论上的缺陷”；知识分子干部“应培养自己实事求是的观点和群众观点，去掉唯心观点与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观点，并努力去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
再如，对于新干部与老干部。与老干部相比，新干部参加革命不久，还缺乏经验，有的还带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新干部敏锐、热情、积极，这也正是有些老干部所缺乏的。毛泽东曾要求，“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刘少奇在七大上重申了这一原则，并指出，“新老干部的团结，是决定于老干部，而不是决定于新干部，老干部的态度正确了，领导正确了，就决定了新老干部的团结”。
又如，对于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刘少奇在大会上指出，“本地干部应向外来干部学习，欢迎与尊重外来干部，而不应该排挤外来干部”；同时，外来干部也应“尊重、培养与帮助本地干部”。此外，地方干部“在生活上还要多照顾外来干部”，“因为外来干部没有家，常常比本地干部生活苦一些”。
还如，军队干部“要有坚定的原则，要多听地方同志的意见，因为地方同志的话你们很难听得到，他们也难得有机会讲”，对这些意见，要“系统地分析和系统地解决问题”。在会上，干部们借助民主座谈、集中学习等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反省自身不足，进而增强干部队伍的团结。
四、结语
得益于党的七大对干部关系问题的深刻研究和系统部署，七大后，不少干部把自身存在的“不妥当的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去掉，把好的正确的思想和作风建立起来”，党的干部工作得以积极开展。一方面，各个地方、各个方面党的先进代表被吸收到党的干部队伍里，大批新干部得到培养，优化了党员干部队伍的结构；另一方面，中央向地方大规模派遣干部的计划顺利实施，会后不久，中央便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前往东北，进行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出版报纸等工作。
1945年 8月，中央组织部集中了延安的东北干部及确定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组成训练班，准备派往东北工作。随后，先后派出 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其中包括中央委员 10人（其中 1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10人。此后，从 1947年开始，中央开始抽调干部南下，前后共计抽调 5.5万名各方面的干部去往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城市接管工作得以及时有序地进行。
在党的历史上，像党的七大这样聚焦党的干部关系问题加以集中讨论并作出专题研究和部署的，并不多见。分析其中原因，与大会的工作方针不无关系。1945年 4月，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也指出，如果干部关系问题“不很好的解决，对我们准备胜利是有很大关系的”，要将干部的团结作为“大会的重要政策，重要方针”。换言之，干部关系问题不只是一个组织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从这一点出发，回溯党的七大对干部关系问题的研究和部署，不难发现，干部关系问题在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大会选举等会议主要议程中均有涉及，且都占不小篇幅。显然，置于政治问题视域下的干部关系问题，其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扩充。
就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而言，党的七大对党的干部关系问题的研究和部署，由于涵盖了干部队伍的总体建设、干部的具体安排以及干部个人的思想教育等多个方面，既有宏观的原则性指导，又有微观的具体部署，从而提高了解决方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为处理好党的干部关系问题、做好干部工作，提供了遵循和指引。相关部署和政策举措在实施后起到了促进干部关系良性发展的实际效果，为党领导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
不仅如此，在党的七大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研究和分析干部关系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全面、系统、联系、辩证地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和工作思路，也可以为当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