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日两国所以能在1972年一举恢复邦交，实与50年代末开始在中日执政党之间存在着沟通高层政治意思的管道及其作用难以分开。这个管道由周恩来倡导和护航，通过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等保守政治家五次访华得以实现并施展功能，有效地推动中日的相互了解和经济文化面的交流，也为两国的复交铺设了道路。

关键词：周恩来；松村谦三；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8年，中日之间因接连发生岸信介内阁阻挠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实施（参见《日本政府不能逃避责任》，《人民日报》1958年3月17日；《不能容许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贸易协定》，《人民日报》1958年4月3日；《日本政府应对刘连仁事件作出负责交待》，《人民日报》1958年4月17日。）、长崎侮辱中国国旗、刘连仁长期逃隐被发现等突发事件（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70—371页。），致使两国的经贸及文化交流全面中断。尽管1959年中日进出口贸易的总量已降至1956年的约16%（〔日〕萩原徹监修：《日本外交史》第30卷，（日）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2年，第416页。），但当时执政的岸信介内阁对改变现状并未显示出丝毫积极态度，相反却频发对华批评（《首相答辩/贸易中断原因在中国》，（日）《朝日新闻（晚报）》1959年3月27日。）。鉴于日方领导人对打开中日关系僵局不负责任的表现，周恩来总理决定将对日工作的重点转向自民党非主流派、国会议员松村谦三等“信得过的保守政治家”（〔日〕木村时夫编著：《松村谦三·传记篇》下卷，（日）樱田会，1999年，第400页。），遂通过精心周到的安排部署，邀请松村谦三等访华，在两国执政党之间营造起沟通政治意思的管道；两国政治家也凭借该管道在中日复交前的10多年间，增进相互的了解和信任，设置备忘录贸易体制，推进两国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发展，为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基于以上，本文旨在借助日方外交档案和有关人员的记述及中日两国报刊的报道等一手资料，探讨1959年至1970年间周恩来五次邀请松村谦三访华及其在中日交流过程的作用，以期澄清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若干历史前提问题。

一、周恩来邀请松村谦三访华的背景

周恩来邀请松村谦三访华，并不仅是为了反制岸信介内阁的对华强硬立场，其实也是为落实当时中共中央新拟制的对外战略的一个精心布局。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和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高层基于“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是当务之急”的时局认识，提出为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而重点开展对所谓处于“中间地带”的英、日等国统战的外交方针 （廉舒：“中国的对外战略及其对英、对日政策——以20世纪50年代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日本庆应大学，2013年。）。而仅就对日工作而言，这个新方针就像毛泽东于1955年10月15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所表明的，中日两国应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26—227页。），即它是以一步到位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为目标的。差不多在同时，周恩来在会见日本铁路工会访华团时也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随时都愿意和日本政府商谈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问题……我们的北京机场随时准备迎接鸠山首相、重光外相的飞机降落”；而“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70页。），也就是说，在这个对日工作的至少前期阶段的展开方式是被定位为“民间交流”或者是“民间外交”。因此，为顺利开展这个以复交为最终目标的对日工作，中国高层还决定当前阶段须从以下路径入手，具体推进改善对日关系的活动。

第一，组建中央领导主管的对日工作机制。在这个机制内，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掌管对日方针的制定；国务院内设外事办公室，由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该组由廖承志直接领导。日本组负责传达、讨论、研究、学习、执行中央领导关于对日问题的重要指示、有关方针政策；遇有重大事项需要拟制对策时，由廖承志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有关对日工作的人员开会，讨论议决的意见和报告都及时送交中央领导批阅，而紧急状况下日本组的对日政策意见和建议则由廖承志直接向周恩来报告（参见吴学文等：《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16—117页。）。

第二，与日方积极签订各领域的民间或半官方半民间层次的双边协定，以促进两国文化经济的交流。至1956年，中日之间已在铁路、渔业、侨民、议会、文化、科学、工会、贸易等领域签订了15个协议和协定（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71页。），为尚无邦交的中日两国民间的交流活动铺设了道路。尤其是1952年至1956年间三次签署的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对当时正处在重要的恢复发展阶段的中日经济起到缓解燃眉之急的作用，如1957年中日贸易总量就比1954年增长了2.3倍以上（参见〔日〕荻原徹监修：《日本外交史》第30卷，第425页。）。

第三，本着对日友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精神，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自1956年6月至8月分三批宣布给予1017名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犯下罪行的嫌犯免于起诉和立即释放的宽大处理，中方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将这些释放者遣送回国（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278、285—287页。）。用这种“以德报怨”的方式推动两国民间关系的发展，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结束这一案件，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结束了，再开始中日间全面的友好合作”（《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9页。）。

第四，创造条件促进中日人士以各种方式进行互访和接触。自5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各界互访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1954年来华和赴日人员共为39人，至1957年就增至1401人（参见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监修：《日本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1969年》，（日）霞山会，1970年，第1250页。）。

在1955年，日本仅国会议员就有78人来中国各地考察（参见王伟彬：《中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以20世纪50年代为中心所见的邦交正常化过程》，（日）ミネルヴァ书房，2004年，第109页。）。他们通过亲睹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社会风貌，增强了对华友好意识，有的甚至从根本上扭转了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形成的对华观。而中方也于此期间屡次组织出访团体。其中，两次均以中国红十字会访日团副团长的身份，于1954年和1957年随团赴日的廖承志，就是在此次访问途中与松村谦三相识，并培育起相互信任的友情。（参见吴学文等：《廖承志与日本》，第173—182页。）

不过，尽管廖承志和1956年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日的郭沫若等中方要人在与松村谦三会晤之际都曾言及欢迎其访华的话题（参见〔日〕川崎秀二：《早稻田的政治家们》，（日）恒文社，1975年，第171—172页。），但因当时松村谦三还存有在日本中央政界继续作为的念想，故没有马上接受。根据日本保守政界的通例，由于从事对华交流具有相当高度的政治风险性，政治家一般只会在政治上失去上升空间时才会专注于这项活动。然至1959年的年中，两件事使松村谦三果断放弃在政治中枢博弈的志趣：一是上述中日关系因岸信介内阁一直持强硬立场而难以看到时局好转的契机；二是在1959年年初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松村谦三在与希望连任自民党总裁的岸信介竞选首相时遭遇大败。个人的政治斗争和与东亚邻国关系中的重挫叠合在一起，促使松村谦三最终决定：转移活动舞台，将余生奉献于发展对华交流事业。

二、松村谦三第一次访华：铺设沟通两国政治意见管道（1959.10.19—12.5）

松村谦三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战前以民政党代表当选过众议员，也曾在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内官至农林省政务次官和大日本政治会干事长。战后除当选众议员以外，还任过改进党干事长、文部大臣、自民党顾问等职。自50年代后半期起，松村谦三越发意识到对华关系对于日本将来的发展和安全所具的重要性，遂不谋而合开始私下与中方人士接触。当1959年8月松村谦三在给廖承志的信中，吐露了希望为日中亲善而“竭尽全力”的心迹后 （〔日〕松村正直等编：《花好月圆——松村谦三遗文抄》，（日）青林书院新社，1978年，第212页。），中方领导人便立即抓住这个时机。于是，到这个月底，一封发自周恩来的表示“欢迎在适当时候来访”的邀请函被寄至松村谦三面前（参见〔日〕木村时夫编著：《松村谦三·传记篇》下卷，第401—402页。）。10月18日，松村谦三启程访华，并接连访问了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杭州、西安、洛阳、兰州、成都、重庆、昆明等地。其间，周恩来与松村谦三进行了四次会谈，双方通过坦率真诚的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对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岸信介内阁“敌视中国”的对华政策和通过修改《日美安保条约》“逐步承担日美军事同盟的义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59页。）的疑虑，松村谦三竭力说明日本现在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人民不会再选择军国主义道路，日、中应在相互了解对方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双边关系 （《周首相对松村氏言及不满岸内阁的态度》，（日）《朝日新闻》1959年10月26日；《松村氏努力说服周首相》，（日）《朝日新闻》1959年11月11日。）。两国因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双方难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会谈中周恩来和松村谦三都本着促进两国友好和世界和平的大局观，努力求同存异，使双方在一些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能够证明这次访问取得成功的，正是周恩来在欢送宴会上概括出的会谈共识：“我们双方都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为双方的和平友好而共同努力，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社会制度的中日两国应该能够互相尊重，并且建立起睦邻关系”（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465页。）。

关于这次周恩来和松村谦三会谈的意义，至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松村谦三通过访华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对华观。首先，松村谦三认为新中国成立才10年就建成拥有与美苏相匹敌的疆域、并已形成一定基础的现代产业、民族意识又极为旺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无视的参见（〔日〕木村时夫等编：《松村谦三·资料编》，（日）樱田会，1999年，第183—189页。）。其次，为了实现亚洲的繁荣和世界和平，同为亚洲国家的日、中虽然身处不同的阵营，但都有责任在促进发展和维护和平上负起重大责任（参见〔日〕木村时夫等编：《松村谦三·资料编》，第211—214页。）。再次，松村谦三认为中国方面目前有着各种积极的要素，如果日本把握好时机进行交涉，就可能很快打开两国关系的局面。只要双方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体制，在此前提下推进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就不会出现日本方面最为担心的如果不改变社会制度，中国方面就会拒绝与之交往和做生意的情况。（参见〔日〕松村谦三：《如何打开日中关系》，（日）《朝日杂志》第2卷第1期，1960年1月。）

第二，会谈最终达成今后在日方保守政治家中形成以松村谦三主政治、高碕达之助主经济的对华交流机制的协议，使两国政治家之间的意见沟通得以常态化（参见〔日〕高碕达之助集刊行委员会编纂：《高崎达之助》（下），（日）东洋制罐株式会社，1965年，第334页。）。这表明中方已通过承认松村谦三等日方有影响人士访华活动的机制化，建成了中日间高层沟通政治意见的管道，“使中日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得到发展”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465—466页。）。而日方就如自民党干事长川岛正次郎的发言所示，松村谦三作为负有一定政治责任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在中日关系出现困难之际，“通过向中共方面说明日本的国民性和政情，对于两国都是有益的”，（《川岛干事长谈访华并无不可》，（日）《朝日新闻（晚报）》1959年8月27日。） 对中方的姿态作出了正面回应。1960年7月，池田勇人首相曾对松村谦三说：“我在立场上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你就作为我面向中国的脸，关于中国的事情就全拜托你了。”（〔日〕松村正直等编：《花好月圆——松村谦三遗文抄》，第289页。）这也可看做是对松村谦三访华在沟通两国高层政治意思上所起作用的肯定。也就是说，周恩来通过这次邀请松村谦三访华会谈，主导性地在两国政治家层面形成了对日交流的新机制，这无疑是为切实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三、松村谦三第二次访华：确立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和贸易体制（1962.9.12—9.25）

1960年，池田勇人取代岸信介任日本首相，并在组阁伊始即表明新内阁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为中日关系出现转机提供了可能性。但当时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来说，最为迫切也最为现实的还在经贸领域。不仅中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而且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日方也急需扩大海外市场，但实际情况是战前中日贸易曾经长期占到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约20%（参见《首相和记者团一答一问想扩大中共贸易》，（日）《朝日新闻》1961年6月23日。），而1961年的对华贸易量在日本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不足1%（参见〔日〕鹿岛和平研究所编：《现代日本外交》，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0年，第300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松村谦三于1962年8月26日收到廖承志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名义发出的邀请函（参见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关于松村、高碕两氏访华的最近的日中关系》，《高碕·廖备忘录交换》（1962年）E’021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不久，松村谦三率古井喜实、藤井胜志、田川诚一等国会议员于1962年9月12日开始第二次中国之旅。在松村谦三逗留于北京的一周多时间内，周恩来五次会见他，其中3小时以上的谈话就有3次，话题很多是围绕中方感兴趣的池田内阁对华政策等问题。松村谦三在回应周恩来的对日批评时，着重解释说日本新内阁的对华姿态是积极的，但一步到位解决日中问题则有很大困难，尤其是池田首相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上，一直坚持向前看的立场。 （刘德有：《松村谦三与中日关系》，《日本学》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这种率直的思想交流，也使周恩来颇为感慨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松村先生是日本自民党的干部，所以意见不一致是理所当然的。然在基于这样的前提推进两国的友好、谋求和平共存和亲善关系这一点上，则意见是一致的。” （〔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涉秘录·田川日记——14年的证言》，（日）每日新闻社，1973年，第48页。）

正是基于周恩来的这种“见解不同没有关系，只要能够寻求共同的办法就行”的认识 （《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972页。），会谈最终达成两项极具意义的协议。一项是关于加大力度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共识。它规定了以下内容：第一，谋求扩大两国的贸易；第二，为此在两国间设置联络机构，由中日两国的适当人士担任联系负责人；第三，为了顺利推进贸易活动，两国各推派出保证人；第四，决定两国所需的贸易品目；第五，根据不同贸易品目形成厂家集团；第六，无限制扩大友好商社（参见〔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涉秘录·田川日记——14年的证言》，第40页。）。这个协议内容实质上如同新设立了两国间的经贸体制，势必对扩大双边贸易有直接作用。另一项协议成果是在政治上确立以“促进和渐进的办法” （《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972页。）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在这之前，中方一直坚持以“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和立场发展中日关系 （《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833页。）。然而，经过周恩来与松村谦三友好、坦率的会谈，最终的协议结果是：中方重申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并认为这些原则继续有效；而双方一致认为，“应该采取渐进及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同松村谦三会谈》，《人民日报》1962年9月20日。）。

这就是说，最终写入会谈备忘录的虽有中方的对日外交三原则，但它仅仅是作为一方的主张而提起，作为双方的共识而采纳的实际上是日方的意见 （参见《访华的古井氏回国后谈不承认政经不可分》，（日）《朝日新闻》1962年9月22日。）。当时主宰会谈的周恩来等中方领导人对日方所处状况的理解和为打开对日关系所体现出的大局视野，也得到日本社会的高度评价（〔日〕石川忠雄等编：《战后资料日中关系》，（日）日本评论社，1970年，第267页。）。因此，池田勇人首相随即表示：“中共对日本的看法似有很大改变，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政府、执政党检讨扩大中共贸易》，（日）《朝日新闻（晚报）》1962年9月20日。）。可见，以渐进及积累方式发展两国关系之共识的达成，不但有助于两国高层的相互了解，也有效地促进了中日关系的进展。

在松村谦三访华成果的政治基础上，1962年自民党国会议员高碕达之助也受周恩来邀请率团访华，并于同年11月9日与廖承志签署《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这就是在尚无邦交关系的中日之间铺设出了一种规范两国经贸关系的经济体制。中日备忘录根据两位签约人的姓氏，命名为“廖高贸易”（“LT贸易”）。该备忘录的内容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备忘录，二是第一次协议事项。其中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两国民间贸易根据周恩来和松村谦三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促进和渐进”的方式加以发展；第二，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为第一个五年贸易期，在此期间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为3600万英镑；第三，中国主要对日出口煤、铁砂、大豆、玉米、盐、锡等商品，日本主要对中国出口钢材、化学肥料、农药、农机械和农具、成套设备等商品；第四，各项交易由日本当事者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别合同；第五，各项交易以英镑及双方同意的其他货币结算；第六，日本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商品的延期付款和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则另行规定；第七，备忘录有效期至1967年12月31日。

至此，通过周恩来先后邀请松村谦三及高碕达之助访华，在中日间正式形成了以渐进和积累方式发展双边关系的原则以及以“廖高贸易”为主导的两国长期经济贸易体制，使之后10余年间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发展，获得了稳定和坚实的制度基础和运作轨道。

四、松村谦三第三次访华：首创互设贸易机构和交换记者制度（1964.4.9—5.6）

1963年，中国机械代表团翻译周鸿庆在访日途中出逃，酿成一场中国大陆、苏、美、中国台湾之间争执不休的国际事件。该事件最终由于周鸿庆被日方送回中国大陆而引致中国台湾方面的不满。日本政府为平息事态，一方面接连派出自民党副总裁大野伴睦和原首相吉田茂，分别携带首相池田勇人的亲笔信访问中国台湾；而另一方面，首相池田勇人却又在日本国会发言称：世界多数国家承认中国大陆将成为趋势。日本领导人因美国和中国台湾势力积极介入对中国大陆关系的处理而不时显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势必为日中关系的走向新添变数。于是，为了确认日本执政党和政府的对华观及友好人士的看法，便成了周恩来第三次邀请松村谦三访华的一个重要背景。1964年4月18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松村谦三长谈5个半小时以上，双方就各自关心的中日关系问题和国际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事后松村谦三称这次会谈化解了中日间的许多误解，也基本达成了自己访华的目的。（参见《出席亚非会议周总理要求和松村氏会谈》，（日）《朝日新闻》1964年4月19日。 ）4月19日，松村谦三和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为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扩大经济交流，在人民大会堂就中日相互交换记者和互设贸易事务所等问题展开会谈，并在首轮会谈后即达成以下正式协议（参见《松村、廖会谈意见一致》，（日）《朝日新闻》1964年4月20日。） 。

甲、关于中日交换记者的协议。双方在会谈纪要内规定了以下共识：第一，根据廖承志和松村谦三会谈的结果，中日双方决定互派新闻记者；第二，交换记者时包括入境手续在内的具体事务则以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事务所为窗口进行处理；第三，交换新闻记者人数双方各为8名以内，原则上1家报社或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派遣1名记者；第四，首批新闻记者的派遣定于1964年6月底以前实现；第五，双方记者在对方国家每次逗留期限为1年；第六，双方要确保对方记者的安全；第七，双方要给对方记者的采访活动提供方便；第八，双方记者必须遵守派驻国对外国记者的管理规定，也能享受派驻国给予其他外国记者的同等待遇；第九，双方要保障对方记者的通信自由；第十，双方在实施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问题，则由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事务所负责解决 （参见《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关于中日双方交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人民日报》1964年4月20日。 ）。

乙、关于中日互设联系事务所及互派代表的协议。根据会谈纪要，双方负责施行以下事项：第一，廖承志办事处派驻日本的代表，其办事机构名称为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办事处，高碕达之助事务所派驻中国的代表，其办事机构名称为高碕达之助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第二，双方暂时各派代表3人、随员2人，共5人，但根据工作需要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以增派；第三，双方的人选，中国方面由廖承志办事处负责决定，日本方面由高碕达之助事务所负责决定；第四，双方代表每次逗留时间为1年以内；第五，双方负责保护对方人员的安全；第六，双方的代表和随员定于6月上旬以前到达对方国家，双方并须负责办理对方人员的入境手续 （参见《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关于互派代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的会谈纪要》，《人民日报》1964年4月20日。）。

在落实两项协议的过程中，中方因高层事前支持协议内容自然无甚问题。但日方属于政府事后确认，于是便碰到政府部门对中方在东京设置办事处一事有所顾虑的问题。其中，外务省认为：从事务机构担负处理记者交换等事项的职能看，它已不是单纯的贸易事务联络机构，事实上变成调整两国关系窗口的政治性机构，由于原本商定展开“LT贸易”必须遵循政经分离的原则，所以如该联络机构明显带有政治性质，就有违背约定原则之虞，势必会引起美国与中国台湾方面的反弹（参见《政治性的LT事务所外务省对其性质呈示疑问》，（日）《朝日新闻》1964年4月21日。）。于是，松村谦三等与外务省、通产省等官厅的事务当局协议，最后结果是日方虽能够接受中方派遣的代表，但该人员必须以贸易“联络员”的身份逗留日本；而在东京设办事处一项则被否定。因此，松村谦三等对池田勇人内阁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在互派记者方面，因日本新闻界要求派驻中国的记者人数远远超过会谈纪要所限名额，于是松村谦三等一面积极与日本新闻协会和池田勇人首相沟通和商量，一面则通过与廖承志等交涉，最终以中方同意日方增派记者名额的方式，于1964年8月实现了中日记者的互派（参见《松村谦三氏等和首相会谈日中记者交换》，（日）《朝日新闻（晚报）》1964年8月12日；《日中新闻记者交换中共承认九人方案》，（日）《朝日新闻》1964年8月15日。）。这也是日本新闻界继向英国、法国、加拿大派出常驻特派记者之后又一次引人注目的尝试，加上是首次向社会主义国家派驻记者的事例，《朝日新闻》特地发表社论高度评价其为有助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可喜的一步” （《日中记者交换和派驻贸易联络员》，（日）《朝日新闻》1964年4月21日。）。香港《大公报》也称赞1964年为“中日关系大发展的一年”（ 《中日友好大发展的一年》，（香港）《大公报》1964年10月4日。），以此充分肯定中日双方以松村谦三等访华为中介的交流活动所取得的扎实成果。

五、松村谦三第四次访华：形成超越政经分离体制的认识（1966.5.10—5.24）

1964年秋冬佐藤荣作担任日本首相后，一改上台前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姿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追随美国而持反对立场，还数度拒绝给予要求访日的中国民间代表团以签证。更为松村谦三所不愿看到的是，佐藤荣作改变了池田勇人内阁以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帮助对华出口成套设备的政策（参见《首相答辩吉田书简具有拘束力》，（日）《朝日新闻》1965年2月9日。），使中日经贸关系再度面临困境。就在已达80岁高龄的松村谦三盼望与中国领导人协商对策之际，他收到周恩来通过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办事处首席代表孙平化寄来的访华邀请函（参见《孙平化氏与松村氏恳谈》，（日）《朝日新闻（晚报）》1966年4月23日。）。不过，这次松村谦三访华的国内背景非常严峻。因他长期以来一直公开倡导“对华友好”论，故不断遭到国内右翼的威胁，甚至被一些激进势力称为“国贼”和“容共分子”；随着佐藤荣作内阁对华政策越发保守化，原来支持和理解松村谦三对华交流活动的政治家中也有不少因受到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开始改变先前的立场 （〔日〕远藤和子：《松村谦三》，（日）KNB兴产株式会社出版部，1975年，第258—260页。）；自民党指导部内甚至出现质疑松村谦三访华目的的论调（参见《松村谈来自党内的访华批判实出于意外》，（日）《朝日新闻》1966年3月10日。）。对于这些外部压力，松村谦三从容回应说：你们说那些话也许是因为爱国，而我做这些事也是为了爱国；在对华关系问题处理上，我们不能不问缘故地一味追随美国的政策，日本应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自主外交，不仅要为形成健全的中日关系，而且要为中美实现和解发挥积极作用（参见〔日〕远藤和子：《松村谦三》，第259—261页。）。

5月1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松村谦三一行。在长达4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周恩来十分赞同“松村谦三氏就日中间诸问题的见解” （《松村氏与周总理会谈》，（日）《朝日新闻》1966年5月18日。），双方还就“LT贸易”的延长、世界局势和两国关系问题等议题交换看法，并商定双方于明年开始关于“LT贸易”延长的正式交涉（参见《廖承志同松村谦三进行会谈》，《人民日报》1966年5月20日。）。

不过，与以往几次访华都能取得明显外交成果相比，在这次访华过程中，作为松村谦三与中方的会谈成果，仅可举出中方关于原则上同意延长“LT贸易”的表态，故可以说更像一场务虚或礼节性的外事访问。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这次松村谦三的中国之行无甚意义。就意义的内涵而言，从根本上讲，在于这次访华成了松村谦三转换对华活动路线的契机。即原先一直主张以渐进和积累方式亦即政经分离原则发展对华关系的松村谦三，通过这次表面上收效有限的出访，深切感受到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不转换对华方针，维护日中关系的健康发展将会成为空话。这个认识的深化，也使此后松村谦三的对华政策活动的性质发生了飞跃。

所以，回国后的松村谦三不仅在各种公开场合强调应该通过“承认中国大陆的存在”，来真正打开日中关系的局面 （《松村氏三日建议：打开日中关系的具体策》，（日）《朝日新闻》1966年6月1日。），而且向自民党指导部提出改变“以积累及渐进原则发展对华关系”的模式，直接采用“推进日中复交”的政策建议（《松村氏的见解：改变积累方式，促进日中复交》，（日）《朝日新闻》1966年6月5日。）。他指出：“日中间发展贸易的空间甚大，中国也需要日本的技术，但如果日本只是跟在美国后头反对中国加盟联合国，就不免有集体自杀的风险，日本应该有自己的对策，但在积累及渐进方式的框架内就没法解决这类问题。就是说，靠以往的积累及渐进方式来解决日中关系问题，已遇到明显的局限性”；“日中关系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并从根本上加以改善”（〔日〕松村谦三：《我的意见》，（日）《日本经济新闻》1966年6月6日。）。可见，松村谦三试图通过呼吁大刀阔斧打开对华关系，来唤起日本舆论的支持和响应，以便在执政党内部形成批评指导部对外政策的对立阵营，最终以迂回方式实现对华关系的正常化。

六、松村谦三第五次访华：达成以政经不可分原则推进关系的共识（1970.3.22—4.23）

1969年9月,年届86岁的松村谦三决定从政界引退，同时他以书面意见向日本各界表明自己“将把余生奉献于促进日中关系”发展的信念 （《松村议员正式表明不出马》，（日）《朝日新闻》1969年9月20日。）。中国方面也迅即作出反应，邀请松村谦三于1970年3月访华（参见《中国认可藤山氏访华》，（日）《朝日新闻》1970年3月14日。）。可以说这次访华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方高层和松村谦三对当时一些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国际形势存在着共同的忧虑。这些形势要素主要是指：1969年以后佐藤荣作为了实现在其任内使美国归还冲绳施政权的目标，竟不惜处处迎合美国的远东战略，甚至还同意发表包含了“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及安全，对日本也是极为重要的安全因素”这一所谓“台湾条项”的日美联合公报，这个事端便成为激起中方新一轮的批评佐藤荣作内阁复活军国主义的导火索 （《美日反动派的罪恶阴谋》，《人民日报》1969年11月28日。）。这个形势也给一直期盼通过访华解决备忘录贸易持续问题的松村谦三的心里蒙上了阴影。

4月1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松村谦三一行。在这之前，中方有关人员与松村谦三团队经过两周左右的政治和经济谈判，刚就备忘录贸易签妥协议。周恩来在与松村谦三等日方人士交流时指出，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两国不能展开正式的人员交流，假如一定要进行这种交流活动，就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和中国台湾断绝关系；第三，不再追随美帝国主义（ 参见《周总理提示人事交流三条件》，（日）《朝日新闻（晚报）》1970年4月20日。）。周恩来还就与备忘录贸易相关的问题，在指出了“中国人民尊重伟大的日本人民，愿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1282页。）这一总的意向的同时，也提出中国方面的对外贸易四原则，即今后无论中日友好贸易，还是备忘录贸易，都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不同和台湾、南朝鲜做生意的日本厂商做买卖；第二，在台湾、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也不能往来；第三，为美国侵越、侵老、侵柬提供军火武器的企业决不能往来；第四，在日本的美国合资企业和美国子公司也不能做买卖”（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9页。）。

像这样并无前例地对两国经济和人员的交流设置严格政治条件的做法，使松村谦三等深为震动，并越发认识到原先的在政经分离原则下发展日中关系的路线已完全不适应形势，从而在思想上加深了必须迅速在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前提下发展对华关系的认识。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此时的松村谦三已在基于新的历史条件而重新建构发展两国关系方针等问题上与中方具有了共识。这方面的一个证明，就是松村谦三等回国后，团队不少成员即直接参加或发起了各种形式的对华复交运动。

七、结语

根据以上考察，笔者在这里即对本文起始所提示的命题作如下概括：

第一，因周恩来和松村谦三等共同营造的通过日方人士访华在两国政府及执政党之间实现政治意见沟通的管道，在很长时间内为尚无邦交的中日之间累积了政治上的相互信任，起到了缓解彼此间对立和紧张关系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日政治家共同促成的这种交流，有着非同寻常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国际政治意义。也正因如此，从这个沟通管道发挥功能后，中日虽仍长期无外交关系，但再也没有出现过1958年岸信介内阁时发生的双边交流关系因突发事件全部中断的事端。

第二，中日双方所构建的两国政治意见沟通管道，主要是在“LT贸易”和备忘录贸易的名义下，通过发展两国的综合贸易活动具体实现的。战后的中日贸易，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在冷战格局下，因中日政治关系长期处于复杂的境地，虽然经济关系经常突出于双边关系的表面，但是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则成为双边关系的常态，故贸易数额的增减不仅成为双方政治关系的晴雨表，也一直是制约双方政治关系开展的重要变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借助于备忘录贸易管道维护的双边贸易体制实为中日间弥足珍贵的国际公共物品和制度财富。

第三，松村谦三等的访华和交流活动有助于加深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尤其是为了赢得展开对华活动的支持基础，松村谦三等所从事的中国状况介绍和关于中日关系重要性的启蒙宣传，长期以来在激发日本民众对自民党政权施加改善两国关系的舆论压力的同时，也为日本社会形成健全的对华观起了思想指导的作用，其结果必然也为1972年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累积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第四，从周恩来五次邀请松村谦三访华的结果来看，堪称现代外交史双赢的范例。周恩来在为1971年8月21日离世的松村谦三所致的唁电中，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松村氏去世周总理等致遗族唁电》，（日）《朝日新闻（晚报）》1971年8月23日。）。而不可忽略的是，松村谦三之所以能在特定时空里使自己的访华活动起到足可入史的作用，正是凭靠了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的睿智和卓见，为其提供绝佳的舞台甚至直接导演这出演剧的结果。不用说，周恩来和松村谦三都属于那种高风亮节和富于多种魅力类型的政治家，两人不仅能坦诚相见，而且相互欣赏和相互信任。彼此共有的这种人格完善性，无疑极大拓展和提升了其致力的交涉事业的成就空间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圆满性。因此，如就松村谦三五次访华取得的政治外交成果的个人因素予以总括的话，笔者主要想指出最值得称颂的两点。

其一是周恩来和松村谦三两人作为身处战后云涌而至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发展中的亚洲政治家，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时具有大局视野和时代责任感。周恩来在分析当时围绕中日两国的国际时局指出过：中日“过去说要‘共存共荣’，我想现在我们才走到一个真正能够实现‘共存共荣’的新阶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8页。），但是“日本政府不承认我们，对我们采取不友好态度。我也知道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就是美国”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92页。）。他还针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亚洲政策明确提出：“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松村谦三也经常以亚洲的和平发展为自己的战略指向和政策目标，批评自民党主流派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在这样的高度思考和论述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因其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表类似见解，甚至还被苏联媒体批评为“排他的亚洲主义者”（ 〔日〕松村正直等编：《花好月圆——松村谦三遗文抄》，第334页。）。周恩来和松村谦三虽然信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是两人在长达10余年交流过程中体现出的为追求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不遗余力，甚至甘冒政治风险去推进中日交流和友好的意识基底，理应是他们一直共同具有亚洲各国人民独立自主去共同开创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的思想脉络。

其二是周恩来和松村谦三在交流活动中都成功体现了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融为一体的政治外交智慧。周恩来和松村谦三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问题上都是少见的原则论者，但在事涉重要策略问题时则又不乏理性和大局视野。如在对日交涉初期，周恩来十分坚持“不谈政治，只谈经济，不存在这种可能” （《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833页。）的立场，而随着交流的深入，对松村谦三甚至日本政府在国内外政治中的尴尬境地有所了解后，遂在谈判和对话等场合将立场明确调整为赞成“用渐进、积累的方式”改善中日关系（《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977页。）。这个形似退让的政策调整，有效地确保了中日经济文化关系10余年的平稳发展。而松村谦三在初次访华前因对中国问题认识不足，甚至还与石桥湛三探讨过如何在“两个中国”的框架下谋求与中国大陆复交的对策 （〔日〕松村正直等编：《花好月圆——松村谦三遗文抄》，第334页。），但一旦当他在访华过程与中方各界人士交流接触后，便顿感原先的政策构想脱离实际，从而在此后的对华交流过程中始终尊重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坚持以“一个中国”的立场统摄所有对华交流活动。

（本文作者翟新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200030）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