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召开前夕，张闻天一直奋斗在外交战线上。他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曾协助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主持外交部工作。这十年间，他对新中国和平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这种务实精神在其外交工作中也有所体现。当年，他在冷战的大格局下深刻反思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以“和平外交”为核心的一系列外交策略。他的外交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这些外交思想解决了新中国外交事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思想上，他深刻反思和理解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工作中，他妥善处理了新中国与不同政体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理论上，他对新中国外交战略作出了重要科学论断。从总体上讲，他的一系列外交思想经实践证明是科学合理的。本文试图梳理张闻天外交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加深对其外交战略思想演变进程的认识。

一、张闻天外交思想的萌芽

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前期，留学美国的张闻天对国际问题就十分关心，留学期间他写过国际问题专论《赔款与战债》。文章围绕一战的战争赔款与债务问题，详细分析了一战后欧美各国的经济状况，评述了各国在赔款与战债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策略，由此进一步预测整个世界的发展形势。他预测，若英美联合，并订立某种合约，就可以维持二三十年的和平，但是，仅凭英美两国之力难以维持长久的和平。他进一步大胆预言，二三十年后世界性的大战必将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赔款与战债》是张闻天写的第一篇纵论国际政治关系的论文，它反映出张闻天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对国际问题的深刻洞察力。后来张闻天留学苏联，并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一周》编委会主席。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他的国际视野越来越开阔，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和预判能力也越来越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开始负责党中央工作。在此期间，他紧密关注国际形势，尤其是各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变化。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最终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

1935年，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主持发布《抗日救国宣言》。他将国际“七大”精神（指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详细分析了国际局势并提出相应策略。他指出：在目前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日本妄图“独占”中国，英美妄想“瓜分”中国，相较而言，日本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因此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全力抗击日本侵略者，对于英美诸国，只要他们能够对中国的抗日斗争报以同情、表示赞成或者是态度中立，我们便应立即同它们建立良好关系。在中华民族可能面临深重灾难的形势下，张闻天的这一策略无疑是明智的。

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对国际问题更为关注。“四十年代初为了开展国际宣传，他在延安创办了以英、俄、法三种文字印发的《中国通讯》。1944年他又领导改组后的中央政治材料室，主编党内刊物《参考资料》，他专门研究并撰写了评述美国对华动向、美英远东战略、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以及准备组织战后国际和平机构（后为“联合国”）的华盛顿顿巴敦橡树林会议等一系列文章”。[1]

可见，这一时期张闻天就已开始重点研究世界局势，并努力将其与中国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经过长期研究和总结，他的国际视野得到很大开拓，他对各大国的战略意图和外交政策有了比较正确的判断和预测，这极大提高了张闻天对国际问题的洞察力，也使其外交理论水平有了飞速提升。这些探索为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以及更进一步研究国际局势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功底和实践基础。

二、张闻天外交思想的基本形成和逐步成熟

1951年3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特命全权大使。

赴任后，张闻天对使馆的建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大力加强使馆人员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其次在此基础上带动他们加强理论学习并加强政治建设。这一系列改革推动了使馆人员业务素质的整体提高。

这一时期，张闻天外交思想的侧重点体现在对国际局势及驻在国（即苏联）的研究。为此，他亲手抓调研，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室。大使直接领导调研，这在我国驻外使馆还是首例。张闻天结合当时国际局势和苏联政策的发展情况，制定了诸多相关研究课题，以期通过此类研究来剖析苏联各项政策措施的利弊得失，同时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他曾制定了以“苏联的农业问题及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为题目的研究课题，对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农业的发展情况、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评判。张闻天最后将调研报告报送中央，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

通过实地考察研究，张闻天的国际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展，他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和判断能力也大大提高。例如，他对当时朝鲜战争的结果就有准确的预见。当时朝鲜战场上，第五次战役正在进行，各交战国的消耗空前巨大，战争似乎有愈演愈烈的倾向，因此许多人都认为战争必将长期持续下去。张闻天对此不以为然，在经过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后，他对世界局势和各交战方的力量对比作了判断。他认为，美国无力击败中朝，苏联也极力避免涉入与美国的对战，而中国力量有限，不可能迅速战胜“联合国军”。各交战方均无法速胜，且无力继续承受巨大的战争消耗，使得战争必定无法持久进行。此后，不出张闻天所料，战争很快陷入僵局，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此次预判证明张闻天的分析与估计是正确的。

不久，张闻天受党中央和外交部委托，以外交部分党委驻欧特派代表的身份视察我国驻东欧六国使馆（我国驻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六国使馆），其目的在于了解六国使馆建设情况，明确使馆任务，指导使馆工作。巡视结束后，9月18日，张闻天给外交部上交了《关于我驻东欧各使馆工作中存在的几个基本问题及其处理意见的报告》。他针对各使馆存在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建议：“必须把使馆今后工作的重心，转向研究与报道驻在国的内部情况及其国际关系问题（国际问题包括在内）”。[2]他建议各使馆成立专门的研究室，以便深入调查研究和积极开展对外工作。这一建议后来被采纳和广泛推行，此后新中国各驻外使馆的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高。1954年，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关系全面展开。这年4月，张闻天被任命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作为周恩来的外交副手，要立于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制定国家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这一时期张闻天最重大的外交活动，即是出席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中国代表出席的第一个重要国际会议。4月19日，新中国政府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张闻天是与会代表之一。中央对代表团做了专门指示，要求在会议上“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利于打开经过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3]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显示了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智慧、才华和风度，张闻天和王稼祥、李克农等一起出色的充当了副手”[4]会议期间张闻天十分忙碌，中国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中，也有他的一份贡献。这一时期，张闻天的国际战略思想日臻成熟。

1955年11月，张闻天深刻指出：“国际形势在发展，我国的外交战线在扩大，要同我国交往的国家日益增多，许多未建交的国家终究要同我们建交，联合国终究要让我们进去，就连美国也不得不同我们来往。”[5]为了提高我国国际问题的研究水平，张闻天积极推动建立一套机构：一个研究所，一个专业出版社，一个培养研究干部的学校，一个专业图书馆。他为此多次给党中央写报告，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机构的筹备和建设过程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张闻天的努力下，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社和外交学院相继成立。这些至今仍为我国外交事业提供重要力量的智囊机构，凝聚着张闻天的巨大心血。“闻天同志不仅是调研工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还亲自做研究工作，而且做的很出色。闻天同志透过国际舞台上纷纭复杂的现象，探索事物的本质，给以理论性的说明，并据以提出我们的行动方针，这使得他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很强的现实意义。”[6]

1956年3月，张闻天主持了第二次使节会议。针对当时外交活动目的不明确、内容比较贫乏、范围狭窄等问题，他准备了报告大纲《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若干问题》，提出三个文件：《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关于亚洲各使馆调查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关于亚洲国家使馆交际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文件指出：“驻外使馆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代表国家进行对外交涉、谈判、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处理同其他国家在斗争和合作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事务，并且作为国家的耳目，了解驻在国及其他有关情况。交际工作是服务于和服从于这些任务的。”交际工作的目的是“联络感情，了解情况，宣传自己，影响对方”。要求以调研工作为基础，充实交际活动的政治内容。他还认为交际活动的范围应该扩大，形式应该灵活多样。“只要可能和有利，应该同最大多数国家的人物发生接触和建立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应该特别注意同驻在国各种倾向的上层人物的接触和往来，善于跟他们交朋友。[7]

在这里，张闻天不仅明确提出驻外使馆的主要任务，对于从事外交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也做了重要的介绍和说明，这是张闻天外交思想日益走向成熟的结果，“闻天同志对于外交工作所做的这些总结，显示了他的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它既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杰出改进者和领导者，又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两者在他身上是合二为一的”[8]。

三、张闻天外交思想的深入发展

1957年夏季后，党中央错误分析了形势，把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开始以加强战备替代争取和平，并向国外大力展开革命输出，主要对象是二战后纷纷涌现的亚、非、拉美的新兴独立国家。张闻天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就决不能对他们输出革命。“坚决反对输出革命”是张闻天外交思想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

1957年3月到7月，张闻天巡视了我国驻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缅甸四国使馆和驻印度孟买、印尼雅加达两个领事馆。针对我国向这些国家“输出革命”的种种表现，结合这些驻在国的复杂形势，张闻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而富有远见的思想，其中他对当时印尼形势的判断充分体现出其卓越的国际战略眼光。

20世纪50年代，印尼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维护苏加诺总统统治的重要政治力量。苏加诺也曾明确说过他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苏加诺的言行引起印尼右翼势力，特别是陆军中右翼势力的怨恨。陆军中的“将领委员会”密谋发动政变，企图推翻苏加诺的统治，并得到了美、英的支持。我国向来积极支持印尼共产党，而印尼共产党的活动也不断走向公开化。张闻天指出：“印尼目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民族、民主力量还不占压倒性优势，人民民主革命不是印尼今天的任务，印尼共产党参政还远，不要把中国的革命方式搬到印尼使用。印尼政局如何发展，现在就下结论未免太早。苏加诺如果走的太快，会被人推翻，需要冷静分析。”[9]张闻天教育驻外使馆干部，要看清全局趋势，不能为暂时的现象所迷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外交方针和外交策略，以免误判形势，造成被动局面。可惜张闻天的意见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以至于后来果然发生事变：1965年9月30日到10月1日印尼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三○事件”，该事件发生后，中国和印尼的关系曾一度陷入僵局。

除了反对向国外“输出革命”以外，张闻天在巡视期间，还将国际上其他重大事件与我国国内情况和对外政策相联系，并做了相应的重要介绍和评论，让驻外使馆的领导干部深受启发。他还进一步强调使馆的首要任务是“更深入、系统、全面的了解驻在国情况和更好的掌握政策。”[10]另外，在这一时期，张闻天对我国外交工作的最终目的展开了更深入的思考，他明确指出，我国外交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内的建设。为了迅速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切工作必须以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外交工作也不例外。我们必须力争一个良好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国内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保证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各国和平相处，是当时我国外交工作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随着张闻天外交实践的不断展开和对外交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张闻天的外交思想得以不断充实和完善。

1956年3月，张闻天在外交部使节会议上发表《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根据党中央和政府的指示和多年的外交实践，他将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执行问题总结为十二条。1956年8月，张闻天发表《论和平共处》，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具体的规定，这两篇文章深刻有力地阐述了张闻天的和平外交思想，是张闻天外交著述的精华之作。

张闻天在外交领域辛勤耕耘了十年。十年特殊的实践经历，为他一系列外交思想的形成打下基础。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让其外交思想具备相当的严密性和理论前瞻性。张闻天在外交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于大胆突破固有的理论前见和思维模式。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结合，加上他自身对于外交事业的热爱、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强烈历史使命感，最终促使他在我国外交领域大放异彩。他不仅对新中国外交的业务建设贡献良多，而且难能可贵的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和我国外交战略思想的、极富建树的独特见解，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外交思想体系。他不仅是一位具备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革命家，还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思想家。他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外交事业孜孜不倦的努力与潜心投入，充分表明他无愧于伟大的爱国者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典范。张闻天的外交思想对新中国外交事业有重大的开创性贡献。他的外交思想为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张闻天亦因之成为新中国功绩卓著的外交战略思想家。

□参考文献

[1]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年，第652页。

[2]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663页。

[3]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5页。

[4]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681页。

[5]《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5 页。

[6]《怀念张闻天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7]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693页。

[8]《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6页。

[9]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q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699页。

[10]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699页。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