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甲洲1907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天资聪颖,才华出众。1923年,张甲洲在家乡读完小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人省城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一个16岁的农村孩子,初进城市,眼界大开,他雄心勃勃地要“学会物理化,走遍全天下”。可是,当他听老师讲过俄国十月革命后,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变化,联想到军阀割据的中国之命运,朦胧中看到一丝曙光,便积极投人反帝反封的斗争。在斗争中,他锻炼成一种愤世疾俗,秉公正义、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坚强性格,每次闹学潮,他都首当其冲。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

1925年,上海发生“五册”惨案时,他和于九公(于天放)到一中、师范、法专、农校等找同学串联,组织和领导全市8,个学校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暴行。同时,到商店去查抄日货,扔到大街焚烧,使各商家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然而,反动当局却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所以,督军吴俊升审批选送的公费留日生时,抹掉了他的名字,说他是“赤化分子”。①

初出茅庐的张甲洲,在省城显露出头角后,同学们都刮目相看,非常崇敬,加之他的口才好,能言善辩,学习成绩又特别优秀,不知如何评价为好,便称之为“龙江第一才子”。   

1927年,张甲洲以旧世界的叛逆,新世界的探索者姿态,告别了家乡,走进北平,考人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六朝古都他看到了皇家园林和王爷府,使他感到北平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堡垒。然而,北大却是另一个天地,不仅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且还有地下党活动,传播革命思想,不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张甲洲为自己能够考人北大而庆幸和自豪,他加人世界语学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每次上街宣传,举行“飞行集会”时,他都积极参加组织和领导,并带头讲演,宣传革命,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先锋。1929年开学不久,北大党支部宣传委员文艺陶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积极,经常与同学们讨论社会、时局、革命前途等重大理论问题,活跃在北大校园里。

1929年5月28日(星期二),北大校园里贴出一张 告示:“今晚7:30时,世界语学会在二院大讲堂召开第5次讲演练习会和辩论会,要求会员出席,也欢迎其他同学旁听。”张甲洲这次讲演的题目是《我们的责任》。他那烈火般的爱国热忱,愤发的革命激情,犀利而生动的语言,打动了全场听众,不时为其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他以高亢而激昂的声调总结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顿时,场内又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他这次讲演又很成功,受到同学们的好评,称他是“北大的演说家”。

1930年下学期,张甲洲听从党组织的意见和革命的需要,放弃当科学家的念头,考人清华政治系,立下研究政治,改造中国的宏誓大愿。人学后,他被选为学生会社会部长和级委会主席。他的同学陶该孙说:“从此,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格豪爽,又待人诚恳的东北籍同学,活跃在清华园中。’,②

张甲洲在革命活动中,很注重发动群众,开展群众工作。为此,他以学生会社会部的名义,创办一所民校,请胡鼎新(胡乔木)任校长,于九公、唐明照、张立森和陶壕孙等同学担任教师;招收校内工友、教职员家属、保姆、以及校外的人力车夫和附近的农民等40多人,每天晚上,在一院一楼的教室里上课,教他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讲革命故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还编印一本《民众教育》,半月出一期,除发给学员外,还发行到河北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和民校,也送西单商场去零售,很受读者欢迎。

张甲洲也很注重媒体的宣传工作。他在政治系成立一个“朝曦社”,编辑出版一本政治性的小刊物,因屡遭查禁,多次改名,其中妇匕方青年》名称用得最长。此外,张甲洲还参加学生会主办的《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负责“言论栏”。这个刊物原封面为蓝色,经他建议改为象征时代前进的红色车轮。他除编稿外,还经常用“火花”、“震亚”等笔名写杂文,针贬时弊。有一期发表了胡乔木写的《中国赤祸问题》,从题目上看是贬意,称革命为赤祸,内容实则是介绍苏维埃区域的扩大清况,进行革命宣传,用题目迷惑敌人。张甲洲和胡乔木以一个能说,一个能写著称清华,在同学中流传说:“清华俩秀才:张甲洲能说,胡乔木能写。”

张甲洲在清华一时成为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市委对他的印象很好。1930年9月,北平临时市委决定恢复西郊区委(辖清华支部),任命张甲洲为区委书记,胡木为团委书记。从此,张甲洲在清华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因党务工作繁忙,他在n月11日《清华大学校刊》上登载一则启示,声明辞去学生会代表和级委会主席职务。1931年1月,张甲洲调任市委宣传部长, 兼任西郊区委书记。此时,北平地下党正在执行“立三路线”,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俄国十月革命和广州起义纪念日时,都要上街游行和“飞行集会”,宣传革命。结果,暴露了自己,使许多人被捕,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后来,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受到批判时,才使张甲洲明白一个道理:革命不能单枪匹马,凭一时热情蛮干,而是要发动群众,只有走群众路线,与工农兵相结合,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1931年夏,北平市委被破坏,书记刘锡五和李烈飞被捕,张甲洲临危受命,代理北平市委书记。③因此,引起敌人的“关注”。暑假前的一天晚上,张甲洲正在给民校上课,有两个特务闯进清华园,声称找“张申江”。原来两个蠢货将名单上的“张甲洲”误看成“张申江”。胡乔木说:“张甲洲在学员的掩护下,化装由校墙越出,当时潜伏在德文教授杨丙辰家。”从此,张甲洲离开北平,到哈尔滨满洲省委去找冯仲云。冯仲云介绍他去上海劳动大学学习,找“姥姥”接头。上海劳大是党中央驻地。“姥姥”是党组织的代号。张甲洲来到江湾劳大后,因风声紧,“姥姥”便安排张甲洲住在附近的立达学园。果然7月的一天,一批保安队包围了劳大,几挺机枪架在校园门口,抓走几个人,又把暑期留校的学生及其行李都押上卡车,强行运到闸北青云路,扔下行李,驱散了学生。张甲洲亲眼目睹了敌人这种野蛮暴行,气忿地骂他们是“民族的败类!”

张甲洲在回家度假的上海籍女同学陶流孙的陪同下,游览了上海许多地方。那耀武扬威的巡捕和安南哨兵,以及以洋人命名的街道,特别是外滩租界地公园门旁挂的那块其中写有“中国人、狗、自行车不准入内”的英文牌子时,感慨万千。他对陶稼孙说:“这次来上海,使我对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总算有了感性认识。”他到赵家派贫民窟,看到臭水洪边上林立的“卷地龙”(用苇席搭盖的简易窝棚),许多面黄肌瘦的穷苦贫民挤在里边时,心里更不是滋味,难过地说:“没想到江南鱼米之乡,竟也如此民不聊生,真是人间地狱!’,④

张甲洲家里虽然很有钱,但是,他的生活却很节俭,吃饭总是找小馆,要烧饼加一碗汤。可是,他遇到乞丐时,总要掏出一枚铜板来施舍。他说:“我知道必须改变社会制度,才能消灭这种悲惨现象,一枚铜板对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表示同情罢了,对他们视若无睹,于心不忍哪!’,⑤

据当时劳大的情况和当时革命的需要,“姥姥”派张甲洲参加国际特工队,回东北做国际情报工作。国际情报总部东方分部设在上海法租界德度齿科医院,主任是苏联人,名叫伊万诺夫,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

甲洲回到满洲省委后,冯仲云“介绍张甲洲到松花江下游和王一飞做国际情报工作”。⑥不久,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这国破家亡,民族危难的时候,张甲洲毅然从依兰回来,到哈尔滨请示省委,他要到北平去动员黑龙江籍的同学打回老家去,组织游击队抗日。省委特别支持,立即批准他的请求。从此,张甲洲起号“平洋”,表达了他要平灭东洋鬼子的决心。

张甲洲来到北平时,恰值北平学生去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出兵抗日。他立即投人了这场斗争,并参加组织和领导。《清华校友通讯》记载:“十冬腊月天,张甲洲披着灰棉袄,敞着领口,一络浓发带着汗珠覆在额头,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永远是那么匆忙,但却能通宵达旦地畅谈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责任。次日凌晨,又赶回清华大礼堂,大声疾呼抗日救国。他那魁梧的身材,高大的形象,至今令人难忘。”

北平学生在南京请愿,这本是无可非议的爱国行动,可是,《中央日报》却诬蔑说是“暴乱行为”。因此,北平学生一怒之下,砸了《中央日报嫩。在和军警的搏斗中,张甲洲夺来两支德国造的20响大肚匣子,带回北平。

1932年4月末的一天晚上,张甲洲率领黑龙江籍的北平同学于九公、夏尚志、张文藻、郑炳文、张清林(张革),一行6人,化成商装,携带“那支手枪”,先期到达哈尔滨。此时,党内正是执行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所以,省委指示他们“要公开建立反日会,组织义勇军,发动农民斗争,夺取地主大排及亲日分子的武装”,执行土地革命政策。⑦

张甲洲不是凡夫俗子,很有政治头脑,他认为当前是民族矛盾,发动全民抗日才是上策,不能搞阶级斗争。所以,他们组织游击队时,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建立反日大同盟的口号,号召各阶级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为此,他特地创作一首《反日大同盟歌》,在游击队和群众中广泛教唱。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热情极其高涨,都不愿意当亡国奴,所以,都热烈响应张甲洲的号召,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有马出马,积极支援游击队,使之由起初的200人,很快就发展壮大到600多人,变成骑兵大队。然而,省委巡视员吴福海(绰号“蒋介石”)来队视察时,很不满意,说队伍“成份复杂”,又说什么“走地主富农路线”,而且还收编土匪,背离省委的指示。冯仲云说:“吴福海回省委告了游击队一状,省委批评了游击队,听`蒋介石’的话。’,⑧

张甲洲没有接受批评,他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抗日不能分阶级成份,土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他们都是穷人,为求生存才起来造反,烧杀掠夺固然是破坏社会生产力,但是,可以教育、改造、利用,使之改邪归正,走上抗日的道路。张甲洲此举,不但肃清了当地的匪患,而且还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

由于张甲洲实行反日大同盟政策,联合各种武装力量,所以,游击队攻城打窑,无往而不胜。可是,初冬时节,吴福海第二次来队,传达贯彻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将发展壮大到1000多人的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执行土地革命政策。从此,游击队所到之处,都要集群众开会,建立农民会,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放贩。因而,地主富农不再支援游击队,反而称其为“红胡子”、“大学胡子”,调动地方武装围剿。在一次战斗中,跟随吴福海从省委来的江苏南通刘大队长(刘瑞龙)和赵尚志警卫员白桂森不幸牺牲。张甲洲和赵尚志非常沉痛,接受这个血的教训,立即停止“窝里斗”。

1933年2月,夏尚志在写给省委的信中说:“到安达一带,沿中东铁路线平行时,没有发动群众斗争,仅是小赵和张甲洲两个人的意见。”他俩的意见,吴福海坚决反对,并通过红军之友社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说“他是绝对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上来,因为他的心早为不正确的观念所占有;他所企图的不是革命,而是他个人。”⑨张甲洲高风亮节,胸怀若谷,认为这是观点问题,可以求同存异,所以,没有怪罪吴福海,依然团结抗日。吴福海执行“左”倾错误路线,除夏尚志和张文藻支持外,其他同志都持反对态度。夏尚志说:“每一次开会,都睡眼朦胧,振不起精神来。当讨论省委的指示信时,他们一点意见也不发表。”赵尚志很能说,外号“小机关枪”,他敢顶撞吴福海,“要吴福海回省委去”,支持张甲洲。因此,吴福海对赵尚志的意见也很大,忿怒地说:“对于小赵非给他一个严重的打击不可,不然在他的强辩下,又毫无错误了。”吴福海执行的错误路线,虽然受到了张甲洲和赵尚志的抵制,但是,仍然,没有挽救游击队失败的命运,终于兵败西荒。

巴彦游击队自从1932年5月16日成立到1933年1月18日解体,只存在8个月零2天,就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冯仲云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主要是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负责,他在那批判了`北方特殊论’,要在东北搞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口号是`左’倾的,`北方会议’是教条主义,不看客观形势。当时反日是主要的任务,但却没提反日口号,反而提出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对的,行不通的。’,

事实证明,巴彦游击队失败的原因,是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结果。然而,省委却把罪名加在张甲洲和赵尚志头上,将其二人开除党籍,在历史上制造一起冤假错案。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写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才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张甲洲认为这是“马后炮”,为时晚矣!其实,张甲洲实行的“反日大同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个词语,说明张甲洲是统战政策的创立者和第一个实践者,不能不说他超凡脱俗,有先见之明。

张甲洲兵败西荒后,虽然功败垂成,但是,他没有放下抗日的旗帜,仍然发愤御侮,又转战下江,打进富锦中学,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为掩护,开辟敌后工作。张甲洲在富锦工作5年,凭他的机智勇敢,为抗联搞到许多军用物资和枪支弹药,同时,策反了警察大队长李景荫,带出1挺机枪、60支大枪和2000发子弹,投奔抗联3军独立师,被任命为副师长,后人党,晋升为3军1师师长、6支队长,成为抗联的领导干部。

1937年6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在帽儿山主持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决定将独立师改编为抗联11军,原师长祁致中任军长,调张甲洲任副军长。不料,8月28日,张甲洲在上任途中,遇敌开火,中弹牺牲。一代英雄,就这样以30岁的年华,为抗日救国,血洒三江,献出了的宝贵生命。60多年后的今天,巴彦和富锦的老人提起张甲洲,无不钦敬惋惜,暗然神伤。胡乔木说:“张甲洲同志是我在清华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又说:“他的性格坚强、豪爽、热情、果敢,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很有活动能力。。冯仲云在其所著《东北抗日联军14年苦斗简史》里称张甲洲是“富有魄力和演说天才的江省知识分子领袖”。

综上所述,张甲洲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活动家,伟大的民族英雄。巴彦党和人民怀念张甲洲,在烈士陵园为其铸造铜像;富锦党和人民怀念张甲洲,在烈士陵园为其建墓立碑;北大师生怀念张甲洲,在妇匕大英烈》石碑上,携刻上了张甲洲的大名;清华师生怀念张甲洲,在《祖国儿女,清华英烈》纪念碑上,也镌刻上了张甲洲的大名,使之流芳千古!张甲洲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①贾玉麟:《我们在省城和京都读书的时候》,载《巴彦党史资料》第1辑。

②④⑤陶稼孙:《张甲洲是我人党的介绍人》,载《巴彦党史资料》第一辑。

③《于天放回忆录》,载《张甲洲档案》,存东北烈士纪念馆。

⑥⑧《访问冯仲云同志记录》(1960年12月14日),存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⑦《中共巴彦县委关于反日会情形、建立模范队和一般群众工作问题的报告》(1932年H月),存中央档案馆。

⑨《满洲xxx同志关于巴彦游击队事变的经过报告》,存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10胡乔木:《给巴彦县委办公室的复信))(1983年1月18日),存巴彦档案馆。

11胡乔木:《给黑大历史系教授任众的复信》(1989年8月4日)。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历史系中共巴彦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