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1907-1942），原名吴绍镒，在东北时化名吴平，湖北省大梧县人。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春，杨松被派到海参崴太平洋国际职工会担任中国部主任，并负责《太平洋工人》的编辑工作。1934 年秋，被派回到祖国东北工作，历时一年多。全国抗战爆发后，杨松回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解放日报》总编辑等职。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幸于 1942 年 11 月23日逝世，时年 35岁。
杨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战士。他在密山工作只一年多时间，但他对密山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1934 年 9 月，杨松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派遣，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的身份，到达东北吉林东部地区。在此之前，中共吉东局遭到敌人破坏，吉东地区党的组织及其工作急需恢复。当时党组织交给杨松的任务主要是：（一）在政治上纠正原吉东局领导下党组织之错误；（二）在组织上重新建立吉东特委；（三）建立与中共驻共产国际海参崴工作站负责人杨春山交通关系。
中共吉东局建立于 1933 年秋，负责领导吉东地区即松花江下游与乌苏里江之间的宁安、密山、勃利、穆棱、虎林、饶河等 15个县的抗日斗争。但是，由于受当时“左”的错误倾向影响以及吉东局领导力量的薄弱，未能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吉东地区曾兴起两支较大的抗日义勇军武装，一是以李杜为首的吉林自卫军；一是以王德林为首的吉林救国军。1932 年，这两支队伍在吉东曾发展到七八万人，使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形成了高潮。当时，由于党的力量薄弱和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党虽然开始注意了武装斗争的工作，但是未能紧紧抓住这两支队伍。到1933 年初，自卫军与救国军相继解散。尽管如此，仍有数以千计的原自卫军与救国军官兵以各种山林队的名义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党派入救国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等分别领导着一支队伍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与此同时，密山、宁安等县也建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但是，当时吉东地区的党组织对各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不力，对 1933年中央的“1•26”指示信传达贯彻得很不到位，影响了该地区抗日斗争的开展。1934年 6月中共吉东局被敌人破坏后，吉东地区党的统一领导工作就更处于停顿状态了。
杨松到达吉东地区后，首先深入到各抗日游击区域内，开展调查研究，广泛了解各方面情况。到 1935年初，他先后巡视了密山、勃利、穆棱、宁安等县的工作，听取了饶河等县的工作汇报，基本了解了吉东地区的形势和我党工作情况。杨松感觉到，吉东人民反日斗争的情绪是很高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只不过限于铁路、公路要道及市镇，广大山村仍然是抗日游击队、山林队的天下。只是由于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未能很好地贯彻，我党未能把各抗日山林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统一的抗日力量。在游击队本身的发展上，强调只要工人、贫雇农，选择队员太严，限制了游击队的发展；在党组织的发展上，许多游击队员与日伪作战二三年，要求入党尚未获批准；对于农村群众组织的抗日会，也因过分强调阶级成分，未能成为我党团结农村各个抗日阶层的群众性组织。
针对上述“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种种表现，杨松首先在密山哈达河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对东北工作的策略方针，和由我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文件，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会议改组了中共密山县委。尔后，又将李延禄领导的人民反日革命军与密山抗日游击队合并，并吸收部分反日山林队，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定名为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胡伦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师，李、胡分别兼任师长、参谋长；师下面为三个团，一个独立营，并以四军总司令部名义向活动在吉东地区的吴义成、孔宪法荣等原救国军首领致信，相约共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以李延禄为军长的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的成立及其策略的转变，改善了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与各抗日山林队的关系。赵挑水、李天柱、宫显庭、赵魁武等各路武装纷纷派人与抗日同盟军等联系，要求收编。这些队伍大多数是原吉林自卫军遗留在萝北、密山一带的武装，各有数百人。抗日同盟军与他们订立了抗日同盟协约，并相继派去了政工干部到其队内协助工作。在此基础上，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由原来的一个师陆续扩编成三个师，师长分别为杨太和、郑鲁言和李天柱，队伍进一步壮大。
在地方工作中，经过杨松等的努力，也纠正了过去“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为壮大反日会组织，重新制定的反日会纲领规定：不分性别、籍贯、职业、党派、教派、种族等区别，凡不愿当日本亡国奴者，都可以加入反日会。这样一来，大批群众加入反日会，使反日会成为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抗日活动、支援抗日队伍的群众性组织和实际上的政权机构。
在调整了各县委组织的基础上，杨松于 1935 年春主持建立了中共吉东特委领导机构，特委书记由杨松兼任，组织委员李范五，宣传委员孟径清，另有张林负责青年工作，于化南负责工运工作，特委机关设在牡丹江。特委建立后，在杨松的领导下，党在吉东地区的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
杨松在担任中共满州省委吉东巡视员和中共吉东特委书记期间，除了在政治上，组织上加强了对吉东地区的领导之外，对于抗日游击区域的军事，经济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也提出了许多见解，做了大量工作。
杨松刚到密山时，正值日伪发动秋冬季大“讨伐”，战斗十分频繁。他在参加反“讨伐”斗争中，认真总结了有些农民自卫队武装只死守山沟而遭受损失的教训，指出：在游击战术中，死的防守是死路一条，正象武装暴动中防守也是死路一条一样，要取得胜利，必须避实击虚，切实实行游击战的方式。
抗日队伍与日伪军作战频繁，加上敌人进行经济封锁，游击队员们的生活十分艰苦，经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饭。为解决游击队的经济补给问题，杨松总结了游击区内各地斗争经验，提出了几个办法。一个是由抗日会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粮食、衣物，除部分留作抗日基金或分给贫苦农民外，主要交给抗日队和山林队员；二是进行募捐，“提出：有钱的人出钱，有枪的人出枪，有力的人出力。”的口号。同时，在地方群众中募捐，也可以派代表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关内各大城市去募捐；三是靠税收。当时，在抗日游击区域内有许多林场。杨松总结了有的游击队对林场抽税的经验，指出：可以通过对各林场征收救国捐税的方式来解决抗日队伍的经费问题，但税率不要订得过高。
这些办法，后来相继在吉东各抗日游击区域实行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杨松还提出，要鼓励和保护农民进山种地、砍柴、打猎、采木耳、挖药材等活动，这样，既扩大了群众的生活范围，也有助于加强抗日队伍与广大群众的联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领导密山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杨松深入实际，勤于思考，放眼于整个东北抗日斗争的全局，不断地把实际斗争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先后起草了《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组织条例》等文件，对于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政权形式、军事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均提出了很好的设想和意见。
关于组织东北人民革命政府，杨松提出：它在目前即非工农民主专政，当然不能采取南方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而应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是和日本及伪满洲国对立的政府。因此，“在执行委员中应包括东北各地抗日队伍与人民代表，如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延禄、谢文东、吴义成、王德泰、孔宪荣、李杜、王德林等，蒙人、满人、韩人，各工业城市工、兵、学、商人等等之代表。常务委员九人中，“我党可占五人，余四人不一定是我党同志”。
关于军队的组织形式，杨松首次在东北提出了要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倡议。他指出：“我们主张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主张以现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为骨干，联合其他义勇军，抗日山林队等，共同组织。主张取消原有各种各色的名义，而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有三个条件：（1）抗日反满，收回东北失地，保护中华民国；（2）没收日本及走狗财产；（3）联合民众来抗日救中国。”此外，对于如何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各军的队伍如何配合等问题，杨松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杨松的这些设想，由于各种原因有的虽然未能实现，如召开全东北抗日救国大会，成立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等，但反映了我党对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认识上的深化；关于成立东北抗日联军问题，根据党中央“八一”宣言精神，到 1936 年 2 月便实现了东北抗日武装的统一建制，相继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一至七军，后又陆续编至十一军。从而统一了全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加强了我党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这不能不说是杨松同导对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斗争的一个重大贡献。
三
杨松在密山工作期间，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他所领导的工作的各个方面。他的主张不仅冲破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而且比起中共中央 1933 年“1•26”指示信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也大大前进了一步。例如，“1•26”指示信强调：“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是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协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这说明党当时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的认识还是不够彻底的，实际上也限制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实行。杨松则提出：“九•一八”事东北抗联第四军部分指挥员变后，“在东三省的情形与以前的情形和目前关内的情形有很大的区别，东三省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如谢文东、孔宪荣等领导反日民族运动，“他们的斗争，毫无疑义的是减弱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因此，对这些队伍，应同时“采取上层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不要拿共产党的招牌，而用反日会的名义，只要他们是反日的，就要和他们联合”。
杨松的这些思想认识，同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进一步转变有关系，同时，也与他本人深入东北抗日斗争第一线，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研究东北的实际问题是分不开的。在密山，杨松深入地方党组织搞调查研究，到抗日游击队中与指战员们共同生活、战斗，促膝谈心，了解情况，掌握了大量的当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现状第一手材料，因而才形成对于工作的正确指导。
杨松不畏艰险的精神和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给当年在吉东工作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延禄在回忆与杨松接触的情况时写道：“吴平同志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穿着长袍，布底鞋，完全是一个小学教员的打扮”。在召开密山县委扩大会议期间，为解决队伍改编问题，他常常与大家深谈到后半夜。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怀有的忠诚，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是那么崇高，那么庄严，那么纯洁。在他身旁，使人感到投身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为民族革命而献身，有一种昂扬而幸福的情绪……我和吴平同志在联席会议期间两周的相处，不再仅仅是怀有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尊重，而且是亲切如密友了。
为了解密山抗日山林队的情况，杨松还多次到被日伪称为“杀人放火”的“胡子”队伍中搞调查研究，亲自和“小白龙”、“打东洋”、“义君”等头目会过面，详细谈过话。他了解到，“小白龙”、“义君”原来是士兵出身，“打东洋”原来是个铁匠，其队伍成份大多是士兵、矿工或农民。“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不甘心当亡国奴，拉起队伍抗日救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与日伪作战。杨松非常尊重他们，称赞他们是民族英雄。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杨松不仅搞清了这些山林队的情况，也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山林队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日伪军到处“讨伐”的艰苦岁月中，深入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地方进行巡视，随时可能遭到危险。杨松不避艰险，紧紧依靠群众和地方党组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他怀着“到敌后方去锻炼自己，克服了资产阶级恶习”的心情，在东北战场的第一线，经住了考验，不愧是知识分子深入实际斗争，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
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杨松和特委几位负责人都找到了隐蔽自己身分的工作。杨松任一家杂货铺的经理，李范五在一个面包店当掌柜，张林当上了玻璃匠，成天背着一个木箱走街串巷。特委的两个交通员，一个跑密山，与国际交通站接头，一个跑哈尔滨，联络满洲省委。为了联络便利，杨松在特委所辖区建立了四个交通站，还在密山县半截河城东一家当铺建立了一个国际交通站。因此，中共吉东特委便成为中共满洲省委和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联系的重要枢纽。中共代表团发给我国东北地区党的重要文件和信函都是通过吉东特委转送的。当时在苏联学习的蒋经国从苏联寄给他母亲毛氏的信，也都是从这里转达的。杨松还给吴玉章等在巴黎主办的《救国时报》撰稿，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英雄事迹。撰写了《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与教训》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在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斗争。
1935 年 9 月，杨松离开密山，赴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后因工作需要未能重返东北。杨松离开了东北，但是，他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所作的贡献却永远留下来。正如周保中所说：杨松同志“对满洲工作有很大的功劳。他到满洲后，在全满贯彻了‘1•26’指示，‘左’倾路线得到了纠正，推动了满洲游击运动和统战工作的发展。”
杨松逝世已 66 年了，但他在东北工作期间不避艰险的忘我工作精神和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却深深地留在了东北人民的心里。杨松逝世后，毛泽东亲笔书写挽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
（作者单位 中共黑龙江省密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