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抗联三军赵尚志军长鉴于苇河、延寿我地下交通联络站遭敌破坏，指示该站主任杨春跨省(伪满时通河为三江省辖区，江南的苇河、延寿等县为滨江省辖区)过江转移到松花江北岸我军新开辟的抗日游击区，成立“抗联三军通凤地下交通联络站”以配合那里的主力部队作战。同时，指示在那里的三军政治保卫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许亨植，朝鲜族)、及朴吉松(朝鲜族)接应，以后的工作归李熙山和朴吉松直接领导。
奉命转移
由于松花江中游北岸的通河、凤山两县有“小兴安岭山脉的天然隐蔽地形，有军事战略意义，我们部队任何时期都能得到隐蔽，活动容易接近群众，军事上容易接近敌人要害”(摘自张寿钱给金策的信)的优势。
杨春领受任务后秘密来到通河，与地下抗日救国会(当年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以商人的身份住在通河县商会孙佐廷会长家筹办军需)沟通情况，以打通关节，办理相关证件在江北立足。
给官方通缉的“犯人”办理合法居住证件不是易事，当时在通河最具实力的人是长发店的老板娘李郭氏。她垄断通河县的木材生意，且极能结交权贵。通河的伪警特为寻找政治靠山，多投其门下称李郭氏为干娘或丈母娘。她的长发店设在凤山的分店10间房子，被凤山森警队指导官大久保(日本人)占为军用不还。李郭氏请律师打官司，因上诉至伪首府新京(长春)胜诉，大久保被调离而名震一方。杨春经方方面面的疏通，李郭氏出面给杨春一行“拉套子挣钱的人”办理了“良民劳工居住票”。
根据赵尚志的指示，杨春行前在方正的游击连选了11匹马，又选两名共产党员同行;有班长刘永吉(山东高密县人)战士黎海楼(黎元洪的后裔、锦州人)。随同杨春前往通凤站工作的除两名抗联战士之外，还有杨春的妻子车氏、杨春16岁的儿子杨青山(小城子)，杨春的二哥杨升(单身汉)。杨青山1921年生于延寿县，读过私塾,14岁辍学随父做情报工作，曾给赵尚志当过秘密交通员。经赵尚志和三军少年连一连长陈品介绍，于1935年加入共青团组织。
这一年(1936年)冬季的一天，杨春一行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赶着选的马匹架驶着三挂马车离开方正向北行，越过冰封的松花江，从北岸的西南门上岸进入通河县城。
落户开店
到凤山后杨春租住清茶村孙守田家的房子。杨春改名杨雨田，杨升改名杨雨升，杨青山改称杨敬儒。交通站立足不久，一天，经凤阳河东庙王道士(经我军做工作争取过来的)通知，杨春秘密在河东庙与抗联三军的李熙山、朴吉松见面。交待杨春:以绅士身份出现，上贿赂权贵，下联系百姓结交黑白两道，为部队提供情报，疏通和掩护我党往来人员，提供军需。
落脚后我交通站的同志持“劳工票”拉套子。同样在山里拉运，由于杨家的马好(百里挑一选的)车精挣钱多，引起伪警忌妒，以没有落下户口办下身份证(只有“劳工票”不行)为由常来勒索，致使交通站入不敷出。清茶村崔家的长子崔尚文与伪警署长韩国忠是磕头拜把子的弟兄，杨春找崔氏父子五人冒生命危险联名担保，又出钱打点长发店老板娘李郭氏说话，杨春一行6人都办下了身份证，落下户口。
伪满时期，我交通站在虎口生存8年，化险为夷，克敌制胜的“法宝”是用“方孔兄”开路。因常给抗联办军需送情报，避免不了与伪警打交道，敌用我钱财无数，所以我交通站需财源不断才能与敌周旋，人人有压力。
冬去春来(1937年)，因常有不速之客来“串门”，引起伪警特盘问给情报工作带来不便。李熙山、朴吉松建议开店掩护情报工作，可不受非议。杨春用几匹马换本村杨贵春的房子开旅店，名为“杨家店”。这个店院套有正房五间(自接两间)，东西两侧各有厢房三间，另有马棚一处。同时又买了几响地，粮食自给。店里表面分工:杨春(善厨艺，开店第二年病故)、杨春兄弟为掌柜的;杨春妻子车氏操持家务;长工黎海楼、少公子杨青山赶马拉套子、干农活;长工刘永吉打更、扫院子，喂马。内部分工:主任杨春主要往外地跑，建立发展地下交通员;黎海楼、杨敬儒为对外情报员;刘永吉为内勤，管钱财账目。当年党内事情极保密，规定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车氏为杨春续妻，为普通农家妇女。杨春至1944年(48岁)去世，也没有把自己和手下两名长工的真实身份告诉她。
杨家开店生意兴隆，有各路陌生的“客人”投宿，有南来北往山里干活的劳工在此周转.有山林队伪警过往的给养车队打间。
打入敌营
1937年(伪康德四年)，抗联三军二师师长关化新通知杨春，设法将我一名抗联人员安置到伪凤山森林武装警察大队“卧底”(作侦探)。杨春通过贿赂和结交伪警特，将抗联战士兰永宽安置在伪凤山森警队当兵，顺利完成任务。一次我“卧底”人员孙录(先期打入)，向杨春交来党费40元(当时1元钱能购一套衣服)。杨春说:“不用交这么多钱。”孙录同志流泪动情地说:“国难当头，我没国没家的，这里就是我的家，钱在我手留着干啥呀。”
同年，黎海楼、杨敬儒二人奉命给朴吉松部队送去200斤小米。当时什么东西都不准出屯子，黎海楼贿赂伪警和伪屯长，躲过了卡子，才把粮食送到小东北岔把头于大爷堂子。
我交通站人员打工的地方有三处日本人办的木材企业—吉升组合木营、大东北岔同业组合木营、柳懒组合木营。每个木营都有伪森警为其保架护航。交通站侦察敌人的虚实后报给我军。我军乘虚而入，袭击吉升组合木营和同业组合木业，烧掉敌木材，击毙日伪警特，缴获粮食、枪弹和服装马匹，破坏了敌人生产木材的计划。我军袭击两处木营，留下柳懒组合木营没烧，是留给我交通联络站继续在此潜伏拉套子的落脚之地。此次袭击后伪凤山县公署因森警人数严重不够，在《三江时报》和《滨江时报》刊登凤山县招考森林武装警察的广告，四处招人并为即将新来的警察准备了冬装和枪械。
1941年冬凤山伪森警队招募新兵200名，送到凤山平岗河军营训练。年末，从县城运来一大批武器弹药及春节改善火食的年货。“卧底”战士兰永宽把敌情报给杨春，抗联领导指示设法烧掉这些军火支援我军。杨春经多日琢磨想出既不能被敌人发现，又能完成任务的妙计授予兰永宽，兰永宽依计而行。
兰永宽住的伪平岗河军营，是用木头楞垒成的，几十米长的连脊房，上面是草盖，墙壁涂着厚厚的臭油子。室内为木板天棚。营房与军火库为一趟房，紧连着。军火库对面有一栋小砖房(烧土暖器)，住着日本指导官、翻译及一个班的日本兵。对面的大门内侧设有固定的岗楼，每及临战及节假日戒备森严，除原有固定岗哨外再增加流动哨一名，专门在军火库周围巡逻。
这一年的腊月廿九，兰永宽(时年22岁)轮到1时至3时为流动哨。这次值班的哨兵王忠信坐在炉子旁的木拌子上搂着大枪睡得正香。室内两侧大木板床辅一眼望不到头，伪兵们伸胳膊撂腿，熟声如雷。机会终于来了，兰永宽放下大枪快速携带事先准备好的松木明子，脚登木楞墙壁爬上天窗钻进二层黑天棚，将铁皮烟筒根周围的防火土移位，再把带上去的碎松木明子添入。然后，他悄‘哨地下来，回去“巡逻”。过了一袋烟的功夫，见营房上空冒烟。不一会儿，上空浓烟滚滚、火焰冲天。见火己不可救的程度，“砰!砰!砰!”连呜三枪报警，又到小砖房指导官佐藤一郎处敲门:“报告太君，营房失火了!”指导官睡眼朦胧，听到报告又见对面火光以为抗联攻入，惊得嗽嗽大叫，急忙起床从墙上摘下手枪:“哈亚路!哈亚路!”(快快地!快快地!)。由于太着忙，光着屁股就带着几个日本军向火光冲去。然而为时晚矣，营房眼看就要落架了，火烧连营，军火库(年货也在内)也火光冲天。刹时“砰砰”作响，燃烧的手榴弹和各种军火连声巨响，横飞四射，声音传出方圆几十里，吓得前来救援的日本兵卧倒在地不敢接近。睡得迷迷糊糊的伪兵们，多数没来得及穿上衣服，都光脚跑出来，好一副狼狈景象。
兰永宽因有鸣枪报警在先，再加上没查出有任何人为失火的痕迹，被指导官处以“三滨的给!(打)”了事。
第二天，佐藤到县里回来，被上司狠揍一顿，腮帮子红肿。这场“火灾’旧军损失极重，营房、弹药库、大量军火还有200多套冬装即将下发的新军冬装，及米面、豆油、粉条等年货均化为灰烬。日军反复调查起火原因，终未找到答案，最后把该森林武装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刘景芳撤职。
告别战友
1940年10月4日，张寿钱就各支队活动情况给金策的信称，通河、凤山过去是土匪的老巢，当政者出重兵不能剿灭。“考其经验，不但临险死守，特别是进出便当。现在我们要用这个条件了。…….12支队要保持现有根据地，同时建立大肚川及通河、凤山毗连地带的据点。”同时向之(据《赵尚志传》作者赵俊清考证，向之是赵尚志的化名)给上级的报告称:“总交通站应设在岔林河上游或浓河之沟里，以便全队的联络领导、集中和分散。”
抗联主力西征后，这里的抗日留守小部队在交通站的配合下发展地方抗日救国会组织。1943年1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三路军政委金策、抗联12支队的张瑞麟车且景芳、李桂林、张相龙等同志去苏联，是东北最后离境的一支部队。此后交通站奉命继续潜伏，这使他们在敌伪势力圈里，群山环抱中显得更加势单力孤。杨春、黎海楼至1944年辞世再也没有听到党的声音。
交通联络站从1937年成立到1945年“光复”前，在群众中培养发展十几名联络员为我党工作。当时被发展的这些联络员单线与交通站联系，彼此不发生横的接触。这些同志有浓河的袁永庆、陈升;祥顺的刘树春;蚂螂河的陈昌;孙家船口的张国祥(猎手);万柳屯子孙国栋、阎海山;出家人，凤阳河东庙里的王元一道士;凤山的孙玉堂;清茶河西的郭海;保兴屯(北台子)郭有。此外，经朴吉松直接发展的介绍给杨春、杨敬儒父子的还有:凤阳的王才，孙魁武、战奎俊;凤山的黄亚东(开照相馆的)。
上述同志，在1945年春天，当日军向通河人民血腥“矫正”时，毅然策划和支持王金才率众越狱暴动，并身先士卒，有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有的在敌监狱中誓死不供，从容就义。
作者单位:中共通河县委党史研究室 牡丹江市档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