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祖籍湖北省阳新县王英镇，1908年3月出生于湖北武昌。是我国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他一生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在革命生涯中，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的深深足迹。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各解放区军民便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中央决定派六名同志到东北参与东北的接收工作，并与苏联进行联系。1945年9月17日，伍修权与其他五名同志乘着一架涂着红五星的苏军运输机飞离延安，来到东北。这六名同志是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因为苏联军队有军衔，为了工作方便，以中央军委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和莫春和为上校，还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一项新的战斗任务

1947 年 2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在东北和全国激烈展开。林彪已主持东北工作，我军正进行四保临江等战役。伍修权结束了军调部执行 小 组 的 工 作后，回到哈尔滨后仍为参谋长，主管军工生产。他当时从个人角度出发，很希望到作战部队去锻炼。但凭着过去在部队长期战斗的经验，他意识到战争的规模越大，军工生产就越是重要。于是，他听从组织分配管理起军工生产来。

由于最初没有成立专门管理军事管理的机构，伍修权只找了两个秘书，一个是徐良图，一个是任忠浩。他一直带着秘书任忠浩到各个军工基地去了解情况，就地指导工作，实行面对面领导、随时解决问题。当时有哈尔滨、齐齐哈尔、鹤岗、鸡西、牡丹江、珲春和大连共七个军工基地，能生产子弹、手榴弹、炮弹和六零炮、火药等，条件最好的是大连军工厂。当时大连是受苏军管制，他们对我军还是支持的。徐良图在家坐镇，整理有关文件和材料。

伍修权从1947年到1948年的一年半内，有一半时间在外面到处跑，另一半时间在哈尔滨为各军工厂做计划、搜集、采购和提供各种原材料。他工作强度非常大。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局决定成立了军工部，何长工任部长，王逢源和江泽民任副部长，马文任政治部主任，伍修权任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伍修权没有对组织的决定存有任何异议，在他的观念中，没有职务的高低，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就干，业务不懂就钻，受了党的委托就认真工作。东北成为全国解放坚强的大后方，在他的努力下，为赢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炮弹。

就任沈阳卫戍司令

锦州战役完成后，部队回师攻打沈阳，进展顺利，形势很好。军区的后方也由哈尔滨往南移向沈阳。东北局确定陈云为沈阳市军管会主任，伍修权和陶铸为军管会副主任，同时，伍修权还兼任沈阳卫戍区司令，陶铸兼任卫戍区政委。1948年10月，他们从哈尔滨经吉林、抚顺先后到达沈阳。当时，沈阳市区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沈阳市郊的我军炮兵还在严阵以待。他们不顾安危，想办法进入了沈阳市区。由于伍修权曾在沈阳呆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道路比较熟悉，把临时指挥地点设在大和旅馆。陈云着重制定接管经济措施，伍修权与陶铸负责制定了卫戍方案。当时市里未放下武器的残余敌人已成瓮中之鳖。面对形势，城中的国民党军队来找我军联系起义。伍修权和陶铸商量之后，决定只解除他们武装，接受其投诚，不接受他们起义，以免背上包袱，妨碍整个部队行动。11月2日，我们的部队和人员大部分都到达沈阳市内，沈阳市的战斗取得最终胜利。

担任沈阳城卫戍的部队有两个正规师。伍修权和陶铸政委按照地图，于11月2日当天就安排好各个师部、团部的位置，布置了各部队负责卫戍的地区。3日，他们又联合签署了卫戍司令部第一号布告，宣布我军的入城纪律和有关规定，以维持社会治安和建立民主秩序。接着与陈云和陶铸联名发布了沈阳特别市军管会的布告，宣布了保护公私财产等有关政策。还同沈阳市公安局长联名发布了卫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的联合布告，命令我方军政人员保证不准私自住宿民房和商店、旅馆等外，以杜绝和打击国民党残余分子和少数坏人冒充我方军政人员，对人民群众进行敲诈勒索，破坏我党我军声誉。

正当伍修权为沈阳接收工作而忙碌工作时，接到中央的命令，东北的部队成立第四野战军，下辖四个兵团：十二兵团司令肖劲光；十三兵团司令程子华；十四兵团司令刘亚楼；十五兵团司令邓华；同时命令野战部队尽快入关，另建东北军区，伍修权仍旧担任军区参谋长，段苏权为副参谋长。军区下属好几个独立师和高炮部队，还有军政大学等单位。具体工作主要是伍修权和段苏权去做。伍修权又一次带着中央的期望，去实现新的胜利。

舍家为国

1941年3月，伍修权接到中央命令，从兰州调回延安工作。他已经习惯了天南地北的工作调动。交待过工作后，伍修权带领全家离开兰州前往西安。离开兰州时，为了减少人员，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伍修权决定留下一个孩子交给百姓代为抚养。原来准备留下大孩子曼曼，但因她已经会说话，怕她说漏了嘴，让人知道她是八路军的孩子，给老百姓带来麻烦，便决定将二儿子天福留下。天福当时才一岁多，还不太会说话。他的爱人十分不舍，但她明白为了革命工作，为了更多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只能对不起自己的孩子了。他们夫妇带着无尽的思念离开了兰州。直到全国解放后，伍修权才重新见到了天福，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了。

在根据地工作4年后，伍修权又带着中央的嘱托，离开延安来到东北。此时的东北虽已驱赶走了日寇，但国民党、苏联等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情势复杂。为了尽快做好接收工作，日本宣布投降的一个月后，伍修权就抛下自己的小家，匆忙地离开延安。第二年的2月，他的第五个儿子出生时，伍修权正在东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最小孩子的降生。1947年初，叶剑英同志交代军调部的董越千同志，去延安联系工作时，把伍修权的家人先接到北平。这一次，又是为了革命工作的安全，伍修权夫妇再一次面临离开幼子的痛苦。年仅一岁的延力被留下来，交给老百姓抚养。为了工作需要，她的妻子又带着孩子从北平来到哈尔滨，协助伍修权工作。

他的妻子原来的身体就不太好，但为了伍修权能集中精力搞好工作，她独自一人长期承担着全部家务和教养子女的重任，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尽管这样，她从没有把自己身体的实际状况告诉丈夫。1945年伍修权离开延安时，她就对他说过：“我们孩子多，我也不想别的，只要把他们带好，也就尽到革命责任了。”平实的话语中，体现着她对革命、对家庭质朴的爱。到北平后，她的病情越来越重，但她为了支持革命工作，还是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哈尔滨，每天乐观地默默地支持伍修权工作。1948年的夏天，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生已经无能为力。1949年年初的一个悲伤的夜晚，她在伍修权紧握的双手中，带着对革命胜利的向往，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离开了她热爱的丈夫、孩子。她去世时还不满30岁。

为了革命，伍修权和他的妻子在分离中，体会着革命者至高无上的爱。伍修权把对妻子无限的思念留在哈尔滨的土地上。从此，他与哈尔滨永远地连在了一起。黑土地上留下了他忘我工作的足迹，全国胜利的号角中，有他和他亡妻默默奉献着的音符。□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