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 11 月和 2008 年 3月，我们两次到北京，拜访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原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谈话中，李老得知我们正在收集口述史资料，非常感兴趣，先后向我们讲了四件事情，三件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件是他听说的。其中有两件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这两件事都有亲历者，是真实的，但却与历史档案记载有出入。

第一件事是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张向凌讲给李力安书记的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本关东军作战，东北抗日联军也积极配合苏军行动，迅速摧毁了日伪的统治，解放了东北。苏联红军随即对解放的地方实行军事管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加紧向东北运兵，准备内战，以武力抢占东北，并设立了东北行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为加强对东北地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9 月 14 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即，东北局又派遣从关内各解放区来东北的大批干部和军队到黑龙江地区开辟工作，发动群众，收缴敌伪物资，建立党政军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牡丹江地委、滨江地区工委、嫩江省工委（最初在哈尔滨，后移驻北安）、黑龙江省工委（在北安建立，同时撤销了嫩江省工委）、北满分局、松江省工委、哈尔滨市委（成立时撤销滨江地区工委）、嫩江省工委（在齐齐哈尔建立）、合江省工委。

当时，嫩江省管辖齐齐哈尔地区，黑龙江省管辖黑河到北安这一地区，合江省主要是指佳木斯地区，牡丹江省就是牡丹江地区，松江省包括哈尔滨及周围的这些地方。为了迅速接管这些地方，中央派了许多干部，主要是从延安和华北根据地调来的干部。当时，为了工作的需要，中央把关内东北籍的干部都集中起来，让他们回东北工作。这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有一些社会关系，好开辟工作，也习惯那里的生活，语言也熟悉。有个同志叫王堃骋（曾任嫩江省工委书记、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建国后曾任辽宁省副省长），是1933 年入党的老党员。中央派他到北安地区开辟工作，还带了一些干部。但写介绍信的人也搞不清楚当时嫩江省工委在移驻北安后已改为黑龙江省工委，而新建立的嫩江省工委在齐齐哈尔。介绍信上写的是任命王堃骋为嫩江省工委书记，但是让他到北安去报到。后来在写中共党史人物传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可查到的档案记载的是中央派王堃骋到嫩江省去工作，实际上，以后到嫩江的人说他没到那去，王堃骋到黑龙江北安那边去了。介绍信上写的是让他去嫩江，实际上又让他到北安去报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去错了呢，还是介绍信写错了呢？档案记载和实际出现了误差。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王堃骋也已经去世了。这事一度出现了麻烦。后来经过一番工作，找到了当时东北局组织部写介绍信的那个人。说那时东北局是派王堃骋到北安去，但是北安究竟是嫩江省还是黑龙江省他们搞不清楚，所以写介绍信就写嫩江省了。这回事情搞清楚了，是介绍信写错了。当时存档的文件也随之记载错了，结果为后人留下了麻烦。幸好还找到了当事人，不然这就成了一个历史的谜团。要想解开他，只能找当事人，但如果因时间久远，当事人都不在了，那就有说不清的可能性了。所以，如果完全依照档案记载，也许历史在这里就是不真实的。

另三件事是李力安书记亲身经历的关于 1979 年牡丹江地市合并的事。当时根据中央的精神，辽宁、江苏大部分省份都是市领导县，地委很少。苏北由于面积较大，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有些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为了方便工作，还留了地委，主要是领导农村工作。为此，中央要求把没有领导县的地市合并，把地区的县、地委和市委都合并了，变为一级政权、一级党委。过去地委也好、专员公署也好，都不算一级政权，不开代表大会。它是作为省一级政府或是派出机构这样的一种形式。地市合并后，市是一级政权，省领导市、市领导县。当时，黑龙江省委考虑到哈尔滨市在“文化大革命”前曾领导过县，但由于思想等方面主客观原因，领导的县并没有领导好，感到哈尔滨条件还不具备。而牡丹江市当时只有四十万人口，工作开展得较好，就决定先在牡丹江搞试点。因为黑龙江省有些地委管辖的范围较大，如与市合并，不好管理。只有牡丹江相对来说容易一些，所以省委就决定先在牡丹江试行地市合并这一政策。为此，省委对牡丹江地委、市委分别提出了要求，并向中央进行了汇报。黑龙江省政府也向民政部做了汇报说：黑龙江省牡丹江进行了地、市合并，取消了牡丹江地区。牡丹江市领导附近几个县，把密山、虎林、鸡东这三个县划给鸡西市领导，穆棱、东宁、宁安归牡丹江市领导。

正在这个时候，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1979 年中越边境出现了危机，我边防地区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而当时，苏联和我国的关系还处于很紧张的状态。1969 年时，中苏曾在珍宝岛发生过战事，苏联军队在中苏边界上陈兵百万。当时，苏联与越南关系较好，如果因南部边境与越南战事一起，苏联也来找麻烦，就会弄得我们很被动。为防止苏联过来侵占我国的边境，我军也把一些部队开到边境上去，以防万一。而牡丹江地区从虎林一直到东宁整个东边一线都是在边境上，这个时候搞地、市合并，把牡丹江地委取消了，代之由牡丹江市委来领导不方便。因为牡丹江市原来管辖的重点是在市区、城区，对边境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工作经验。在这一关键时刻，黑龙江省委决定把牡丹江地委的同志都召集回来，让他们先继续原来的工作，主要是继续做好农村工作，还把地委的干部派到乡下去，帮助工作、检查工作，至于地、市合并的事，决定等到形势稳定后再说。这样，牡丹江地、市合并的事就暂时搁置下来。当时，中央也知道黑龙江省的情况和部署，但是黑龙江省并没有正式书面报告给中央和民政部，说我们暂时不进行地、市合并了。没有履行这个程序。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两三个月，我国南部边境战事结束，北部边境相安无事，牡丹江地、市合并的事才提上日程。可这时，又赶上春耕时节，农村工作还需要地委来继续领导，地、市合并还是暂时操作不了。到春耕完了，中央也没有催办地、市合并的事。为了工作方便，黑龙江省委决定缓缓再说，牡丹江地、市合并的事也就没真正运作。但是过了半年，民政部公布 1979 年行政区划改革情况，说黑龙江的牡丹江地区取消了，地、市合并了，成立了牡丹江市委，有三个县划给了鸡西。按黑龙江省委最初的地、市合并方案在报纸上公布了。这就出现了麻烦。黑龙江省委急忙派人到中央去说明这个事情。民政部也不好办。如果说公布错了，没有合并，也不合适！民政部的负责同志说，这样，你们再办个手续，说合并以后感到不合适又分开了，这样好一些。于是，黑龙江省又补办了一个手续，声明牡丹江地、市因合并不利于工作又分开了。实际上，一直到 1983 年牡丹江地区建制正式撤销，才真正与牡丹江市合并。至此，行政区域才真正由牡丹江市领导，实行市管县的领导体制。后经中共黑龙江省委批准，中共牡丹江地委也随之撤销。合并的时候，李力安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地、市合并后，原牡丹江地委下辖的宁安、海林、林口、穆棱、东宁、密山、虎林 7个县委由牡丹江市委领导。鸡东县委划归中共鸡西市委领导。地、市合并后，牡丹江市委书记是巴风。

这件事，如果从档案里看，特别是中央档案记载，牡丹江地委在 1979 年与牡丹江市委合并了，后来又分开了，以后到 1983年又合并了。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李老对我们说，查阅档案，研究和编写地方史，如果还有当事人在，一定要去访问。为什么呢？就是说不能仅靠文字东西，最好是当事人还在或者知情人还在的时候，有些问题不确切的去把它搞清楚，避免以后成为一个谜。一件事情，有时记载的一样，你说的一样，别人说的又一样，遇到这种情况，就必须要多方核实。研究历史要有认真的精神，特别是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由于一些原因，还存在许多有出入的地方，为了研究清楚它，就必须多方查证。口述资料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当事人的口述资料，是非常生动而珍贵的。收集口述史资料这件事，非常有意义，而且意义重大。

在我们要结束对李老的访问时，他又给我们讲了两件他亲身经历的事。再一次叮嘱我们在党史工作中要注重收集口述史资料。

一件事是，1978 年 5 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该文章发表后，黑龙江省委明确表示，完全赞同文章阐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并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6 月，省委召开了地、盟、市委和省直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要实事求是地区分各种是非。特别是他在讲话中敢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全国第一个为“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平反，提出“文革”前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为什么会突然提出省委“黑”与“红”的问题呢？

李老说，他在被打倒了 5 年以后，1972 年 7 月开始恢复工作。当时任命他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但不是省委委员。在一次会上，讲到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李老就讲到过去省委发文件认为东宁县干部参加劳动是好的，写了报告以后，原省委通报表扬了这个地方，并让其他县来学习。当时，一个军代表是常委，立即站起来反驳说：“前省委、原省委，有些人就是不愿意说旧省委是黑省委”。李老无法说话，因他不是省委委员，是在列席省委常委会。

过了几年，1978 年中共黑龙江省委改组，杨易辰任第一书记，李力安任省委书记。在讨论落实干部政策时，提出也要给省委一个说法。李老想起了 6 年前的那件关于“原省委”、“前省委”的事，就在会上重提了这件事，并且说过去的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当时省委的同志们都表示赞同，并成为黑龙江省委一致的意见。杨易辰后来代表黑龙江省委写了一篇文章，是以易辰同志署名的。另一件事是，《康世恩传》首发式时开了座谈会。当时编写人员邀请李力安书记出席。因李老在黑龙江省委工作时，康老当时在大庆指导工作，他们私交甚好。座谈会上，李老看到了《康世恩传》，发现书中提到了他的名字，但在职务上称他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立即利用讲话的机会当场纠正：当时杨易辰是第一书记，陈雷是省长，李力安是常务书记，但不叫副书记，是二把手，主抓省委常务工作。他说：“这是个小事情，无关大体。可假使有人说李力安 1980 年就当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了，在国务院原副总理、中顾委常委康世恩的传记上写着呢，那就麻烦了。我是 1983 年中央才指定我当黑龙江书记的。那时又不叫第一书记，而是省委书记了。”

给我们讲完这两件事后，李老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搞党史的，一定要注意有些很早的一些事情，尤其是 50 年代的事情。当事人还在的，一定要去访问他，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我 1950年的时候已经 30 岁了，记得一些事情。还有一些老同志在，但是已经不多了。所以搞党史工作，搞历史问题要抢救资料，赶快找人征集口述史资料，找些老同志，找机会找他们谈，记下来。一个是你们提出来几个题目，一个是想起什么来说什么，抢救一些资料。这些留下来是很宝贵的。有的东西文件上有，存在档案里可以随时查阅。但是，关于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怎么形成的，开始是怎样的以后又变成怎么样。这些问题，有很多看档案是看不清楚的。档案只是记载最后的决定和决议。即使有过程记录，也不一定是完整的。有的决定不是一次会议就通过的，经常要经过若干次才能最后定下来。毛主席说：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它是客观的反映；错误的东西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有原因的！往往从文件上看不出这些问题。”

李老的话语重心长，使我们的心情很不平静。他的话给了我们很深的触动。作为一位年近九旬的老领导，不避前嫌，愿意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告诉后人。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对党的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他要给后人一个真实的历史、一个生动的历史。他告诫我们的话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深深地意识到，作为党史工作者，做好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工作，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

（作者单位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