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之一。在二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他有十余年是在东北抗日战场度过的，其中，他打入东北抗日义勇军——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中工作，便是其投身东北抗日斗争的一段重要经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留苏学习期满的周保中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参加抗日斗争。在辗转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之后，周保中于1932年2月来到哈尔滨，任职于中共满洲省军委，负责武装抗日斗争的领导和义勇军中的士兵工作。面对准备充分、装备精良的日军对东北三省的蹂躏，国民政府视而不见，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命令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在短时间内全部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广大民众和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顾国民政府之令，自发组成自卫军、救国军、反日军、大刀会、红枪会等义勇军组织，于白山黑水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抗日斗争。中共满洲省军委在经过细致讨论并按照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党对抗日义勇军领导或协助”的指示，确定了“努力发展反日斗争，尤其是要设法打入与领导农民义勇军反日的革命战争”的任务方针，决定选派干部到各地方抗日武装中进行工作。

1932年春，时任中共满洲省军委书记的周保中，受命前往吉东地区，设法打入当地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义勇军队伍，发动和指导抗日武装斗争，进一步筹备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

吉东地区，所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鸡西市以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当时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队伍有王德林领导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李杜领导的吉林自卫军、丁超领导的护路军等。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

王德林，原东北陆军第二十七旅六七六团第三营营长（老三营），驻守吉林瓮声砬子（今安图明月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十七旅旅长吉兴、六七六团团长王澍堂投降日军，并命老三营开往黑龙江攻打抗日义勇军。广大爱国官兵不肯投降附逆，在营长王德林的率领下，寻机脱离日伪军，举旗抗日。为帮助该部起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我党武装，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曾先后派遣李延禄等十余名党员前往王德林部开展抗日宣传和士兵工作。

1932年2月，王德林率全营500余名官兵来到延吉县小城子，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宣布起义，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王德林任总指挥，孔宪荣任副指挥，李延禄任参谋长兼补充团团长。救国军成立后，声势迅速壮大，到1932年3月，总兵力已达两万余人，下辖7个旅，两个骑兵团，活动范围广达吉东地区的宁安、穆棱、东宁、安图等十余个县，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东北地区民众的抗日斗志。

1932年5月，周保中来到宁安，通过抗日救国主张和自卫图存战略的宣传，取得了义勇军官兵的信任，首先打入到李杜领导的吉林自卫军，在左路军总指挥部宣传部进行工作。但由于当时党内“左”倾错误的消极影响，以及原为东北军军官的自卫军上层将领对共产党人的排斥，很短一段时间后，宣传部被解散，周保中不得不离开自卫军。此时，求贤若渴的吉林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得知周保中的才能和处境，向他发出了邀请。

和其他一些义勇军将领不同，王德林有着坚定的抗日决心，且不分党派，能够接纳各种人员参加自己的队伍，对坚决主张抗日的共产党人，同样乐于相容，他曾说“我不问其人，只问抗日。”1932年6月，在和任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的胡泽民等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后，周保中接受王德林的邀请，来到吉林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工作。周保中来到前方总指挥部之后，一面建立党团支部，在士兵中秘密发展党团员作为骨干，以此联系士兵，组织群众，抗日进步青年陈翰章、王润成等人都在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面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有时就在行军的马背上撰写传单并印刷散发，这些传单道理深刻，文字深入浅出，影响颇广，连救国军前方司令吴义成都对此欣赏不已。通过这些扎实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周保中赢得了救国军官兵的广泛信任和尊敬，很快就在部队中站稳了脚跟。

1932年6月，周保中受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派遣，率领100余名士兵攻打宁安县东京城。胸有韬略且作战经验丰富的周保中并没有一味强攻，而是在探知城内日军主力外出“讨伐”之后，借城内兵力空虚之机，采取宣传攻势，喊开城门，顺利占领东京城。之后，又在敌人“讨伐”归来的路上设下埋伏，以逸待劳，一举消灭这股日军。此役胜利之后，周保中在救国军中声名更震，进一步赢得了总指挥王德林的信任赏识，被聘为救国军总参议，不久，又被委任为前方司令部参谋处长。这样，周保中成功打入了救国军上层，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1932年7月，吉林自卫军与救国军在宁安下城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军，王德林任吉林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仍兼任救国军总参议和前方司令部参谋处长之职，而任前方司令部参谋长的，正是他的同志、共产党员胡泽民。这就使得周保中的工作越发得心应手，能够充分的组织下层士兵，进一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党的主张，并有了一定的指挥权，可以直接参与军事活动，曾在北伐战争中享有“铁狮将军”之誉的周保中，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

1932年7月，周保中与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率部攻打安图县城，并收编当地民众组成反日军队，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9月，周保中率部联合安图、桦甸义勇军攻打敦化县城，并攻克敌据点额穆索。这些战斗，进一步扩大了周保中在救国军中的威信和影响，其中最具声名的，是两次攻打宁安县城的战斗。

第一次战斗是在10月9日，救国军出动5600余人，由副司令孔宪荣任总指挥，兵分五路向宁安展开进攻。周保中任第二别动队指挥官，负责第四路补充团一团和第五路独立团的指挥，分别攻打县城内伪县属和十七号卡子门。当夜11时，攻城战斗正式打响，作为指挥官的周保中，不仅指挥沉着果断，而且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率领敢死队进攻敌人军火库时，周保中左腿被子弹打中，他不顾伤痛，坚持指挥作战。之后处理伤口时，由于缺乏医疗器械和麻醉剂，只能用钳子取子弹并用刀子清理伤口，但周保中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下来。此役由于前两路军未能及时到位，遭到敌人反扑，救国军不得不撤出县城，但此战仍击毙了大量日军，包括大尉两人，炸毁了日军军火库并缴获了一万余发子弹，给宁安日军以沉重打击。

不待伤势痊愈，10月21日，周保中又参加了第二次攻打宁安县城的战斗，依旧负责指挥第三、第四路攻城部队，经过激烈战斗，救国军一度攻占东火磨、卡子门和东炮台。但由于日军增援反扑，救国军弹药消耗过大，伤亡增多，各路军之间联系又被日军切断，最后总部命令撤出战斗。此役毙伤日伪军300余人。这两次攻城作战，周保中即作为指挥官，又做了战斗员，指挥镇定，身先士卒，不畏危险伤痛，赢得了救国军将士的一致称赞和钦佩，声望日隆。

在积极参加对日作战的同时，周保中忠实地履行党交给的另一使命，在救国军中秘密发展党组织，建立士兵支部并开展上层争取工作。由于当时特殊复杂的环境因素，这些工作都是认真而谨慎地进行的。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北方会议”召开，所做决议和指示“左”倾思想比较浓厚，没有考虑到东北革命形势的实际情况，盲目要求各省党组织进行罢工、罢课、罢市、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等等。同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这个决议，周保中曾协助过的原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被斥为“右”倾，调离东北。周保中身为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参谋处长，和义勇军将士朝夕共处，对抗日环境和情况发展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对义勇军公开宣传武装保卫苏联、土地革命、建立红军等过激的政策方针，势必引起他们的反感，也是救国军高层不能容忍的，将造成我党工作人员无法立足和我党政策无法施行的困境，影响抗日救国的大局。因此，面对临时中央和满洲省委作出的决议，他并没有盲目服从，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一些“左”倾指示进行了抵制，始终坚持将团结和引导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作为工作重心。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以及彼此志向、利益上的分歧，救国军和自卫军之间积累的矛盾日益激化。周保中应吉东党组织的会议要求，积极从中进行斡旋和说服，一度制止了大规模内讧，但不能从根本上平息已然公开化的矛盾。这也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各个击破的可乘之机。

1932年11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集三个师团的兵力，大肆“围剿”各部义勇军。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部相继被击溃，护路军总司令丁超投敌，李杜的自卫军亦溃散转移，于1933年1月退入苏联。敌势凶猛，补给困难，外援缺乏，救国军处境尤为艰难。11月，南线孔宪荣部失守，撤军九站；1933年1月，李延禄补充团在磨刀石阻敌失败，日军占领绥滨路，进逼东宁总部。救国军虽苦战力守，但因日军火力重猛，外围防线相继失守。总司令王德林向全国发表通电，呼吁援助。之后，因弹尽粮绝，王德林不得不委职于前方司令吴义成，于1月13日，和孔宪荣等将领率士兵、伤员和家眷600余人退入苏联境内。持续一年有余的东北大规模义勇军抗日斗争遂告失败。随着王德林被迫率部退入苏境和东北抗日斗争的低潮，此时的救国军余部也陷入了困境。对抗日前途的迷茫和国民政府威望的衰落，各部队之间愈发分散，各成一股，虽然依旧打着“救国军”的旗号，实际上听编不听调，已经不能形成系统的“军”组织，甚至前方司令吴义成都一度萌生退避苏联的打算。面对这种艰难处境，周保中挺身而出，明决果断，力拯危局。他坚决阻止了吴义成的提议，向他陈明利害，如此危重时刻，绝不能退避，而是应该坚持留下，继续打起抗日大旗。最终说服了吴义成，接受代理救国军司令一职，周保中任总参谋长，率余部继续西进。面对困境，周保中不辞辛苦，一面晓以大义，说服救国军各部将领坚持抗日；一面亲自收拢整顿救国军残部，在安图设立办事处，和吴义成等人一起将救国军余部编为四路军，分派将领指挥。另设救国军游击队一支，由共产党员李延禄任司令（后与密山游击队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由于周保中等人的努力，救国军整编之后，抗日坚定性更强，组织更加系统，连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反满抗日匪团，比起建国初期在意识上有所加强，更有训练更加组织化了。当时具有相当实力的东北义勇军的编制是：在前方总指挥吴义成下设四路军制……其组织与活动都有很大改进与加强。”[1]1933年上半年开始，周保中和吴义成率领整编后的救国军转战安图、宁安、东宁、敦化等地，不断打击日军，被誉为“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周保中等共产党员细致有效的工作，党的抗日政策和思想方针不断在士兵和群众中扩大影响。到1933年上半年，吉东等地的救国军余部大多建立了党支部和团小组，时任安图办事处主任的周保中手中更掌握了大部分兵力，进一步将救国军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成立，传达了中央“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纠正了“北方会议”以来的一些“左”倾错误，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东北各阶级民众进行反侵略斗争作为东北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这对身在救国军领导层的周保中来说是极好的指示和契机，既符合实际，又明确了任务。周保中认真贯彻指示信的精神，一方面继续做救国军代总司令吴义成的工作，使其坚定抗日信念，坚持对日斗争；另一方面，按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团结山林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将救国军与东满游击队结成“攻守同盟”并数次联合作战，同心协力打击日军，使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打开了新的局面。同时，通过这些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提高了政治威信和群众影响，领导的游击队得到锻炼，增长了斗争经验，所团结联合的抗日战线不断扩大，为将来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东北抗日联军打下了基础。

1933年9月，吴义成率部转战东宁，周保中在安图组织建立了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以便团结余部并联合其他义勇军共同开展抗日斗争。留守处由周保中任主任，直接领导辽吉边区军基干队伍三百余人，形成相对独立的领导体系。1934年1月，为防止救国军余部在孔宪荣等将领拥兵自重和日伪汉奸诱降欺骗形势下溃散失败，以及筹措建立党独立领导的抗日军队，按照中共吉东局会议指示，周保中率领辽吉边区军第一、三连队脱离了吴义成所部救国军，由安图前往宁安东南山地区，联合工农义勇队，组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反日同盟军。周保中深谋远虑，临行之时，特意将陈翰章、王润成等党员骨干留在了吴义成部中，保持联系贯通，积极开展党的工作，稳定该部坚持抗日斗争。同时，周保中并未完全放弃救国军的口号和形式，而是继续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领导反日同盟军，并动员党团员加入救国军其余各分支队伍，联合吉东地区各反日义勇军、山林队，团结一致，打击日军。

在吉林国民救国军中，周保中不断克服困难，打开局面，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组织和领导抗日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委派的任务，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意志、精神与才智；也不断锻炼自身，增长斗争经验，在东北地方抗日组织中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和影响。1935年1月，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次年2月，按《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要求，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从此，周保中肩负起领导吉东地区抗日武装和游击区党组织的领导重任，他克服重重困难，继续转战白山黑水之间，不屈不挠地与日寇坚持战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1]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写组等编译:《满洲国警察史》，第343页。（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