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敏（1904-2002），原名刘焜。1904年1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1922年由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考入河北大学。1924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回国，在黑龙江地下交通站工作。1930年5月，他奉命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这一期间，他争取团结了受罗章龙派影响的党员，肃清了罗章龙派的分裂主义影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积极参与了满洲省委对东北抗日斗争策略的制定领导工作，为东北抗日斗争的开展和反日武装的建立做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
民族救亡的第一声呐喊——“九•一九宣言”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悍然入侵和践踏，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出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声抗日呐喊，它控诉了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的野蛮行径，揭露了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罪恶，号召各族人民及劳苦群众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篇宣言的起草人就是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的赵毅敏。
1931年9月18日晚，赵毅敏就住在沈阳的三经路，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民族灾难，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当夜，当枪声响起时，他意识到日本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因为中国共产党及满洲省委一直密切关注着日军的动向，对当时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日军迟早会发动这场战争。在日军彻夜的炮火声中，老百姓都慌了。“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发表宣言，告诉老百姓这是怎么回事”，抱着这个想法，赵毅敏根据过去开会讨论问题时互相交换过的意见，在驻地一气呵成地写就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因宣言发表在9月19日，所以又称“九•一九宣言”。在这篇宣言中，他倾注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义愤以及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迫切心情。同时，这个宣言也充分显示了他一个二十多岁的革命者，已经具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敏锐的判断力。
宣言首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中国东北大片土地 的 紧 迫 形势 ； 然 后 指出，这次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帝国主 义 侵 略 满蒙，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政策 的 必 然 行动，而其为这次事变寻找的借 口 完 全 是“三岁孩子都不能相信的”谎言；宣言谴责了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国民众在日本制造的各种惨案和侵略事件中“镇静”、“忍耐”，坐待帝国主义宰割，以及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从而导致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公然进攻；这一切，直接地危害了工农兵劳苦大众本来就贫困不堪的痛苦生活，典型的标志就是物价不断飞涨；宣言要求各界群众觉醒，不要再相信国民政府的欺骗，反对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反而高喊“唯一问题是剿共”来混乱群众视听；宣言指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才是群众自己的武装，才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才能将帝国主义者驱逐出中国；最后，宣言针对国民党的“镇静”、“慎重”及依赖“国际主义”等任人宰割的口号，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以具体的17条斗争（“要工钱要米贴”、“罢工罢课罢市”、“发动游击战争”等）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
这篇宣言语言朴素，通俗易懂，同时不失犀利，无含糊之辞，有助于劳苦大众明白事变的真相，坚定立场；说理直白，简洁，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的前因后果，有效的戳穿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谎言与欺骗；宣言与劳苦大众息息相关（“失业，死亡，流离，恐慌，饥饿，贫困，已达到空前的境地！一切物品与粮价突然高涨数倍”等），直接指出这次事变的危害，把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催人警醒；同时，这篇宣言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如：“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到地主家分粮去”、“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它指明群众该怎样选择，直接号召人民群众该实际行动起来，以英勇的斗争去完成驱逐帝国主义的伟大任务。日本兵当时到处搜捕抗日人士、随意杀人，在这种危 险 的 情 况下，宣言不能公开散发。宣言是经秘书处刻字油印，秘密发到中共党员手中，之后由中共地下党员巧妙地送到公共场所和群众的家中。这份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发出的第一份抗日檄文，也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抗日的第一篇宣言。此后，中共满洲省委又接连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坚决抗日主张和号召，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之下，通过各种渠道，利用油印等形式，广泛地在群众中传播，并在广大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从而振奋了民族精神，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的爱国主义浪潮。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3000余人成立了“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从9月24日起，上海有10万大、中、小学生掀起了反蒋抗日怒潮，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上海3500名码头工人也举行了反日大罢工；10余万各界群众举行反日大会，组织起抗日救国联合会。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联合救国会发表了《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是“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民众工农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广州、武汉等城市也都先后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抗日反蒋活动。
狱中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动员人民起来抗日，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不安，日伪加紧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搜捕和镇压。
由于叛徒的出卖，赵毅敏于1931年11月23日在奉天（沈阳）家中被捕。日本宪兵把他带到东城宪兵分遣队地下室，进行严刑逼供，扒去衣服，灌凉水，夹手指头，打鞭子，面墙长时间的站立……但他咬牙挺住，什么也没有说。由于叛变革命的原省委宣传部秘书杨先泽的指认，宪兵队确认赵毅敏就是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刘焜。年轻气盛，一身是胆的赵毅敏，由此在狱中开始了与敌人新的周旋和斗争。
有一次，日本宪兵队审讯赵毅敏、廖如愿（军委书记）、杨先泽和出卖赵毅敏地址的张应龙四人，中间日本人要休息一下，于是将四个人临时放在楼梯下边一个旮旯里，挤坐在一块。赵毅敏趁日本宪兵不备，斥责其余的三人说：“你们不要乱说了，那样是对党组织的背叛。敌人一用刑，你们就说点，他们看到有效，就会继续用刑。只要你们坚持一下什么也不招供，敌人看到用刑无效，就不再严刑逼供了。”后来他们就什么也没有说，有的还翻了供。
在看守所里，赵毅敏常同青年难友们一起学习，谈形势，讲一些革命道理和我党的主张。当时，监狱的中下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留用张学良时代的人员，他们大部分对日本人占领东北不满，有些人还颇有些民族气节，比较同情共产党人。由此，赵毅敏等人便把争取、教育、团结狱内中下级人员为抗日服务作为一项主要任务。看守所有一位副看守长，叫王惠风，当过小学教员。他对政治犯有同情心理，与赵毅敏及张干民（被捕前为中共抚顺县委书记）等人经常接触，并帮他们捎信。因此，赵毅敏等人经常向其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道理，揭露日本人侵华罪行，这对他的抗日觉悟的提高产生了一定作用。1932年春，王惠风提出要与赵毅敏、张干民二人结拜，二人经过研究分析了利弊关系后，决定答应他的要求。结拜之后，王惠风说，虽然他救不了赵毅敏等人，但在狱中能照顾他们的一定都会照顾。他经常为狱中难友捎信，带东西以及党的宣传品。
1931年底，赵毅敏被判5年徒刑。赵毅敏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所以仍留看守所羁押等候复审。1933年冬，高等法院改判赵毅敏为3年徒刑。赵毅敏和廖如愿被押往奉天第一监狱服劳役。该监狱有个医务所，当赵毅敏等人由看守所转入监狱时，医官们正往医务所选人，赵廖二人便被调到医务所工作。医务所的管理较松，活动余地大，能到各个牢房走动，便于同难友接近，难友们有病无病常到医务所看病，以此互相交流监内外的情况。当时，有个叫王长泰的医官，颇有民族气节，有爱国思想。中共党员刘伯刚曾对他做过工作，他比较同情共产党人，王长泰也愿意靠近赵毅敏等人，因此，赵毅敏便把王长泰等人作为教育的对象。王长泰经常给同志们捎信，捎东西，他家订的《盛京时报》，他每天带到监狱给大家传阅。此外，赵毅敏等几个党员还分别争取了看守桑玉贵、曹洪祥以及卫生所长李士瀛等人。
在哈东支队
1934年7月，赵毅敏被释放出狱，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同年11月，他受省委委托，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前往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并兼任支队的政委。哈东支队前身是珠河反日游击队，自1933年建立起，就不断发展壮大。但哈东支队司令赵尚志因在对敌斗争策略上与省委、珠河中心县委有不同的看法，为解决矛盾，使哈东抗日斗争顺利发展，省委遂命赵毅敏前去解决和协调这些分歧和矛盾。
赵毅敏到珠河时，正值赵尚志带领队伍在外活动，所以赵毅敏首先着手解决珠河县委的问题。他与县委同志谈话，了解实际情况，然后召开会议讨论。赵尚志带队回来后，又连续召开几次会议，全面细致地分析了部队存在的问题。在一次开会期间，日伪军突然来“围剿”，山沟里顿时浓烟滚滚，火光烛天。战斗一直进行到半夜，赵毅敏等人才冲出包围圈，转移到别处。战斗结束后，继续开会。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赵毅敏认为赵尚志的大部分观点是正确的，省委关于“不让日满军进游击区一步”的决议在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而开除赵尚志的党籍则更是错误的。赵毅敏把自己的结论报给中共满洲省委并取得了省委的同意，1935年1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做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议》。决议说：“正因为当时省委是执行‘左’的路线，不能以正确的两条路线斗争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去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结果形成了以组织上的手段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以正确的立场认识这种开除是错误的。”这样，赵尚志的党籍得以恢复。
赵毅敏经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公正、客观地解决了问题，从而使赵尚志恢复了党籍。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抗日斗争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赵毅敏虽然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一位爱国的革命者，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与党站在一起，积极勇敢地迎接挑战，不惧死亡和危险。他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在危难时刻具有的风范和高尚气节，这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