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喜,1923年生。甘肃玉门人。6岁时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四处乞讨,9岁给财主放牛放羊。1938年,刚满15岁的王进喜被拉到玉门油矿当苦力,一干就是10年。受苦卖命,铺的是一摊麦草,盖的是一张烂羊皮,没上过钻台,没摸过刹把。
1949年9月,玉门解放,经过民主改革,反霸诉苦,提高觉悟,王进喜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石油工人。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钻井队长。当时,中国钻进技术比较落后,钻进速度一般月进尺很少超过1000米,王进喜不安于现状,不拘于常规,奋发思变,提出“月上千米,年上万米,玉门关上立标杆”。他带领1262钻井队,在钻机搬家、设备管理、钻井操作等多方面大胆革新,其中通过采取“整体搬家”的办法,使原来300米左右的井距,搬家安装由两天缩短为不到1天,加快了速度,保证了质量。1958年9月,在开发玉门白杨河油田中,创造月钻5口井,进尺5000米的当时全国中型钻机的最高纪录,被石油工业部授予“卫星钻井队”光荣称号。同年9月底,他作为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代表,出席全国群英会,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上了天安门。会议期间,看见北京街上跑的汽车上有一个鼓鼓的气包,经询问,知道是因为没有汽油烧,汽车身上背的是煤气包。他一听很难受,心想我们这么个大国,汽车没有汽油烧还得了?这是一个石油工人的耻辱!后来听到大庆松基三井喷油的喜讯,他乐得直蹦高,逢人便说:“谁说中国贫油?我就不信石油光埋在外国人的地底下!”便再三请战,要带队出征,并把省吃俭用存的两千块钱买了一辆摩托车。说到松辽大草原上参加石油会战,人多,交通也不便,干啥都要跑远路,有了它,学习、办事就方便多了。
1960年3月15日,王进喜带着1262(后改为1205)钻井队从玉门出发,到了北京,石油部的同志让他们休息几天,逛逛商店和颐和园。他说:“现在逛什么地方都不舒坦,等石油自给了,咱们再来吧!”只住了一宿就日夜兼程赶往大庆。到萨尔图下了火车,一不问吃,二不问住,找到调度室先问了三句话:“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我们的并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最高纪录是多少?”当他得知井位在马家窑附近的杨树林以后,带队步行10多公里来到萨55井场。他登上井场旁稍高一点的土岗子上,放眼大草原,又蹲下来抓了一把黑土,激动地对大家说:“这一回,我们可掉进大油海里了!甩开膀子干吧,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这里没有房子,就找个破马棚,三堵破墙四面透风,里面还有马粪,打扫一下,33个人就挤靠着过了一夜。面对恶劣的环境,个别人缺乏战胜困难的信心。王进喜和指导员孙永臣循循善诱地做思想工作,从我国石油落后、缺油,给国家带来的困难开导大家说:“现在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是有困难。这些困难再大,也没有国家缺油困难大。……有了困难怎么办?就要像指导员说的打仗一样,不能退下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4月2日,1205队钻机到了。当时,汽车少,吊车仅到几台,要等就得几天。王进喜就和队上人员“人拉肩扛”,把60多吨钻机和其他设备化整为零,采取撬扛撬、大绳拉、木块垫、管子抬等办法进行搬运和安装。当时,天气寒冷,又没有手套,许多人的手都被大绳勒出了血,肩膀也压肿了,经过7个日日夜夜,终于把钻机运到萨55井井位,并安装起来。
困难一个接一个。要开钻又没水搅拌泥浆。当时水管线没有接通,水罐车也不够用。要等,又得好几天。一不等、二不靠,王进喜领着工人,学习附近老乡打水井的方法,在井场附近挖土井取水,并到附近水泡子里破冰取水,用水桶和脸盆端水。打一口井需要上百吨水,全靠人端,太困难了!有人对他说:“你看见哪个国家端水打井?”王进喜回答:“就是我们国家!我们就是尿尿也要打井!”为了高速优质打完这口井,他日夜不离井场,遇到复杂地层,亲自上井操作。饿了,就着白开水啃几口窝窝头。困了,裹着老羊皮枕着钻杆钻头打个盹。眼熬红了,人累瘦了,工衣磨破了。只用5天零4个小时,打完了油田上第一口生产井,创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打完井顾不得休息,立即放倒井架,搬家去打第二口井。几十米高的井架放倒下来,后面应该有台拖拉机拽住。当时没有拖拉机,只好用人拉着绳子放井架。就在王进喜指挥大家放井架时,背后有根钻杆滚下来,把他的右腿砸伤了,痛得昏了过去。当睁开眼时,看见几个工人抱着他的腿在哭,他急了,挣扎着站起来对大家说:“我又不是泥巴捏的,哪能一下子就砸散架了?……去,去接着放架子。”他忍着伤痛,坚持搬完家,后被送进医院。腿伤还没有完全好,就要求出院,回到井上拄着拐仗指挥打井。当钻到浅气层时,突然发生井喷。如不及时压住,就会引起大火,造成井毁人亡事故。当时井场上没有加重泥浆的重晶石粉,王进喜觉得情况紧急,毅然决定用水泥加重泥浆压井。水泥加到泥浆池子里,立即沉底,而且很快就要凝固。这时,只有不停地搅拌才行。在这紧急关头,他忘了腿上的伤痛,扔掉拐仗,大吼一声,跳进泥浆池里,用身体来搅拌。几个青年工人也跟着跳了进去奋力搅拌。王进喜在泥浆池里奋战近3个小时,终于把井喷压住了。泥浆里头有化学药品,碱性强烈,腐蚀力大。等大家把他拉上来,身上已烧出许多血泡,受伤的腿和脚都肿得老高。可他还坚持指挥井队工人往泥浆里加清水,替换泥浆,继续钻进。他说:“我们吃点苦算什么?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马家窑的一位老大娘得知王进喜的英雄事迹,心痛地煮了几个鸡蛋带去看他。见他累得那个样,激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这一情况被当时在大庆指挥石油会战的领导——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知道了,认为王进喜的这种思想和行为,体现了石油职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具有为国分忧、为民争气的强烈愿望和对待创业困难的正确态度。在会战工委的领导下,从1960年5月开始,全油田开展了“向铁人王进喜学习”、“人人做铁人”活动。
1961年2月,王进喜担任钻井二大队队长以后,经常骑着自己在玉门油矿买的摩托车,深入各钻井队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把爱人炒的几斤苞米面,缝个口粮袋装上,饿了,抓几把炒面,用开水一泡就吃上一顿。他还和工人一起总结出一套打直井的经验。原来油田规定打1000多米的井深斜度不超过5度,1962年后又提出不超过3度,以保证提高原油采收率和延长油井寿命,这在当时是世界上少有的质量标准。领导问他“拥护不拥护?”他坦白地说:“坚决拥护,就是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领导又问。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回到大队后,他和技术干部、工人一起,一边摸索着干,一边总结经验。通过实践,发现井口大、钻具小、钻具在井里摇晃,容易把井打斜。根据这个道理,王进喜提出大钻具、小钻头的办法,试验结果又发生卡钻现象。这时又把卡钻当成主要矛盾,边实践边找办法。最后,终于找出解决卡钻的一整套办法,打出当时全战区第一口斜度只有两度多的直井,以后又打了个只有半度的直井,这等于一个人顺着一条路直走了1公里,偏差只有0.5米左右。此后,全油田的钻井队普遍推广这一经验。
王进喜身为大队长,对工人的事,职工家属的事,非常关心。发现有的井队没有茶炉,喝不上开水,亲自带人到处找废铁筒、废铁管,做好茶炉分配到井队,并亲自到井队去检查,看看工人是不是喝上开水了。当见到井队驻地有些职工子女没地方上学,就带领几个老工人捡些废旧材料,用苇草搭1间简易棚子,聘请1名有文化的职工家属当教师,办起了小学,自己担任校长,给孩子们上第一课(这个学校后来发展成铁人小学,现在是全省重点校之一的铁人中学)。
1963年,我国原油实现基本自给。1964年12月,王进喜代表大庆职工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5年,王进喜担任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关心群众疾苦,什么事都放在心上。天冷了,家属宿舍暖不暖?家属们能不能听到广播?交通车是不是按时开?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开展得怎么样?……总之,工人中间的大事小事,都要操心,都要过问。过去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工人们说:几天不见铁人,就想他;铁人几天不见我们,也想跑来看看!他去上海参观,一个医院的大夫配了两副医治关节炎的中药,让他带回去吃,他再三推辞也不行,才勉强把药带回大庆。他想到有的人关节炎比自己重,就把两副药送给了别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进喜受到打击迫害,由于广大工人的支持,被保护并结合进领导班子,于1968年5月任大庆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庆从1969年12月份起,油田注水、采油比例逐步失调,出现地层压力下降、油井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的严重局面,王进喜心情十分沉重,冒着被打成“右倾”、“复辟”分子的危险,于1970年3月初到北京向国务院和石油部汇报大庆的情况。石油部根据汇报内容,整理一份《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了后非常关心,立即要求石油部派人来大庆具体调查了解。石油部派出专家工作组到大庆做了调查,并向周总理提交了调查报告。周恩来总理于1970年3月18日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特别强调“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的基本功”,并接见了“铁人”王进喜。王进喜回到大庆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油田广大职工。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逐步扭转了油田地下的被动局面,油田开发再次走上正常轨道,为以后大庆油田年产上5000万吨,推动国民经济在大动乱中仍然取得进展起了重要作用。
王进喜为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领导和群众多次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党的工作重要,共产党员就是要以党的利益为第一生命,一点小病算啥!”1970年4月,去玉门参加石油部召开的现场会,在返回途中,同他在一起的一个人发现他用手使劲按着胸部,脸色苍白,头上汗珠直往下淌,要求他下车治疗。王进喜笑了笑说:“老病,没啥,顶一会就好了。”到了北京,经过医生仔细检查,确诊为胃癌,需要动手术。因为病情严重,手术持续5个小时,他没叫过一声疼,医护人员深受感动地说:“真是个铁人啊!”
王进喜在医院治疗期间,日夜思念大庆。当了解到有些单位工人宿舍有臭虫,想到工人白天劳动一天,晚上臭虫咬,休息不好,便立即让人在北京买一些敌敌畏打臭虫,并三番五次嘱咐要指定专人负责,做好这项工作,免得出危险。还要求把这件事情做的结果告诉他。工人们感动地说:“老铁”病那样重,心还操在咱们身上。大庆的工人、干部来探望时,他仔细询问大庆的学习、生产情况;问大庆下雪了没有,家属宿舍冷不冷,古城子家属基地水管线通不通,工烈属、支援新区职工家属有没有困难……
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先后到医院看望他。病重时,石油部、大庆油田的领导干部和工人日夜守护在他身旁。王进喜念念不忘大庆油田的发展建设,他说:“12万米我没打上去,你们一定要打上去,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多做贡献。”党组织考虑到他住在医院,个人生活和家庭都有困难,先后给他补助一些钱。在生命最后一刻,他从枕边拿出一个小纸包,一个小本子,交给当时守候在他身边的领导说:“这笔钱,请党组织把它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我不困难。”当人们打开小纸包,发现党组织几次给的钱,一分都没有动。小本子上记着那年那月补助多少。王进喜再三嘱咐他的家属:“我死后,你们要永远听党的话,不能向国家提出任何经济上要求……”在场的人看到这种情景,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与世长辞。年仅47岁。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