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又名洛甫，化名张平之。1900年生，江苏南汇人。
　　1919年，张闻天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五四”运动爆发时，即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同年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赴日本、美国留学。1924年回国后，在华中书局任编辑。1925年6月，在上海“五卅”反帝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同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分工作。1931年1月，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旗》、《斗争》杂志。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随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瑞金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起草了会议决议，在党的历史的转折关头，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党内由他“负总的责任”。长征途中，他出席了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了坚决斗争。
　　到达陕北后，张闻天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又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35年12月，他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支持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受会议委托，起草了决议。这次会议成为党的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他是中共中央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和正确处理这一事变的核心领导之一，对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伟大历史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在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斗争中，他发表许多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政治评论文章，对开展斗争有重要影响。延安整风时，他勇于解剖自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全党提高对教条主义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在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参与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工作。1945年5月，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主动向中央申请来东北从事地方工作。1945年11月，他经沈阳到哈尔滨，在陈云主持下参加起草《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为中央确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思想起到重要作用。12月中旬，他由牡丹江赴佳木斯途中，遭土匪截击，不得已又返回牡丹江。在滞留牡丹江期间，他到宁安地区蹲点调查，指导工作。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的盲目“正统”观念，他注重教育和发动群众，尤其是争取和团结青年。他领导组织了“大同盟青年联合会”，创办了“宁安学院”，教育青年与培养干部。在宁安的四五个月时间里，他领导了当地反奸清算，清剿土匪，分土地，建立民主政权的斗争，取得了在东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初步经验。
　　1946年5月11日，张闻天到达佳木斯，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6月20日，召开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张闻天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中心（土改）三项任务（剿匪、支前、生产）”的工作方针。领导合江军民很快平息了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四大匪患，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生产，使以佳木斯市为中心的合江地区成为东北的巩固后方。在领导反奸清算、土地改革中，他根据合江省的实际情况，全面贯彻党的土改政策。1946年冬，他在桦川县会龙山村蹲点，发现“反奸清算”不彻底，假分地、转移浮财的比较普遍。他提出要深入发动群众，煮熟“夹生饭”，消灭“半生不熟”地区的任务，及时地领导各地开展了煮“夹生饭”的斗争。1947年冬，一些地方又刮起了“扫堂子”风，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平分中农财产，到城里挖浮财，侵犯工商业者。对此他坚决反对，并采取了切实措施，煞住了这几股歪风。由于他深入调查，掌握政策，注意保护城市工商业，注意团结中农，使合江的土地改革和各项工作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基本上没有受到“左”的干扰。他这一段工作得到东北局及中共中央的肯定。1948年2月，为了进一步巩固合江根据地，更有力地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他主持召开全省群众工作会议，及时提出结束土改，把党的工作重心立即转移到发展生产上来。在农村，广泛组织互助组，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城市，从土改工作团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充实和加强了工厂、矿山、铁路、林区和商业的领导力量，进行了以反封建把头为重点的民主改革，使工商业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以人力、物力、财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1948年5月，张闻天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后又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5月，调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在东北工作期间，他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和总结经验。先后写了《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城市工商业》、《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等一系列文章。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提出5种经济构成思想，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这一思想被毛泽东所接受，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作了阐述。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上，他早在东北全境解放前夕，就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主张。在农业方面，提出了农民要组织起来，通过生产互助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并着重阐述了供销合作社在农业集体化道路上及城乡经济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称农村供销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农村商品生产的指挥机关”，是“土改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小生产者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在城市工作方面，他论述了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对根据地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作用及存在的长期性，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当的发展，在生产和交换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设和积极意义”，决不可过早地“限制”；而“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利方向”，应“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他的这些理论见解，均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为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及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方针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1955年回国，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7月至8月间，出席庐山会议，在发言中深刻剖析“大跃进”的错误，结果，和彭德怀一起受到错误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撤销外交部副部长职务。1960年11月至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这期间，他不计较职位变化，扎扎实实地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写了《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理论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无端的迫害。受审中，对于涉及刘少奇、薄一波等人的所谓“六十一人出狱案”，严正抵制康生等人的逼供，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高贵品质。1969年10月，被遣送广东肇庆。1975年8月，迁至江苏无锡。1976年7月1日，因心脏病猝发逝世，终年76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于1979年8月25日为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