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玉衡，原名瑞玑，表字玉衡，以字行。满族，其祖先为叶赫部瓜尔加氏。1898年生于吉林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
　　读中学时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投身军旅，由兵士升任至排长、连长，又被选送进东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分配至郭松龄部任营长。1925年11月末，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被杀后，因关玉衡同张学良有同窗之谊，又在军中享有“福将”之誉（他身经数战，从未负过伤），因此被张作霖留在大帅府，任警备处长兼汽车队长。
　　1928年前后，时任东北炮兵军参谋长的关玉衡鉴于兴安岭科尔沁各旗土匪猖獗，于是会同军法处长王璞山，上书炮兵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既能安置编余部队，又可开发荒原，有益地方。不久便得到张学良批准成立兴安屯垦区，邹作华任屯垦军司令，关玉衡为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率三团驻佘公府。
　　1931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东北各军事要塞，刺探情报，预谋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当年5月间，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受军方差遣，以考察农业为名潜入兴安屯垦区，窃取当地军事情报，于5月25日晚被屯垦军三团士兵捕获。在审讯中，中村狂妄蛮横，甚至大打出手。关玉衡气愤已极，又鉴于中村虽确有无可抵赖的间谍罪行，侵犯了中国的权益，但在“弱国无外交”的年代，即使提出交涉也难免让中村等逍遥法外，于是便下令将中村等人秘密处决，此事件史称“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发生后，日本军政当局借此大做文章，他们歪曲事实真相，掩盖中村的间谍行径，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东北当局处决“肇事凶手”关玉衡。与此同时，在东北的日本法西斯分子掀起疯狂的反华声浪，叫嚣“满蒙生命线”遇到危机。日本国内也大造舆论，甚至出动飞机散发传单，煽动反华、仇华情绪，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东北制造口实。
　　东北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答应将关玉衡逮捕查办。关玉衡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沈阳，揭露“中村事件”的真相。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0日，关玉衡化装进关，面谒张学良汇报“中村事件”的详细情况，张学良对其抚慰有加，并委以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关玉衡身在北平，心忧东北同胞，不久便辞去军职，赴上海参加了朱庆澜先生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工作，并化名国尔家，谐瓜尔加氏之音，寓意有国方有家，表明自己报国之志。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以后，立即下令通缉关玉衡及其家属。关玉衡的弟弟和妹夫惨遭日军杀害，母亲悲伤过度，双目失明。他身负国难家仇，毅然返回东北的开鲁等地，组建民众抗日武装，决心直接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到达开鲁后，化名郭化佳，努力争取爱国的蒙旗官兵，发动贫苦的农牧民，很快组建起一支千余人的民众抗日武装。北平救国会将其编成辽北蒙边义勇军右路军，委任关玉衡为指挥。
　　1932年8月，关玉衡率领右路军在邻近抗日部队配合下一举攻下通辽城，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后撤出。接着，又率部攻打辽源，一度攻入城内，但因义勇军各部协战不力，日军又组织兵力反扑，日机也前来助战，部队损失严重，不得已撤出。关玉衡率领的右路军抗敌活动给当地民众以极大鼓舞，日伪当局探知右路军首领便是处决中村大尉的关玉衡时，也为之震惊。
　　1933年2月，日军大举进犯热河，国民党政府毫无切实有力之措施，致使热河全境不出半月沦陷，关部也在热河抗战中溃散，只剩下40余人撤往张家口。时冯玉祥正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关玉衡欲率残部往投，却被国民党正规部队无理缴械，只好只身返回北平。此后，他往返于上海、天津、北平等地，联络进关的义勇军将领，从事募捐和发动民众工作，支援东北抗日斗争。
　　西安事变前，关玉衡去西安，被张学良委以横山县县长，同中国共产党人秘密接触，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将他免职除名，后漂泊于西安、北平、南京、新疆等地，最后落脚新疆。在新疆，受盛世才岐视、排挤，历经磨难总算保住了性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被推选为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宁安县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并曾作为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代表团成员赴京参观，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1965年病逝，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