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林，原名王同政，曾用名王彤骥、姚辉，1919年1月生。河北省赵县西关村人。在北京读中学期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地下支部书记。后去华中、华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历任新四军第六支队《拂晓》报社、豫皖苏区《群众导报》社、淮北四地委《路东通讯报》社编辑、淮北灵北县委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沈阳市桃匠屯区区长兼区委书记、黑龙江省宝清县委书记。1950年1月，调任桦川县委书记，1952年任松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后任吉林省农业厅副厅长。
　　1954年秋，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第一个国营大型谷物机械化农场——友谊农场，任命王正林为副场长兼农业总技师，参加组建工作。当时，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大荒原，条件十分艰苦。他担任前线总指挥，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顶风冒雪开荒。当年开荒40万亩，比计划超额10万亩。平时，除了开会、写材料外，绝大多数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全场地形地貌、气候条件、作物茬口、栽培措施、产量高低，了如指掌。在同生产队长研究生产计划时，能随口说出每个生产队，每个地号去年种啥，前年种啥，今年该种啥。大家对他认真工作态度，十分钦佩。
　　1958年，王正林调任合江农垦局副局长。1963年东北农垦总局成立后，又先后担任副局长、局长。职务提升了，可每年深入基层的时间仍占一半以上。下基层从不要人接送，有时来不及吃饭，拿个馒头就匆匆去赶火车。下去后，白天去田间，晚上开调查会，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住在办公室或职工宿舍。到基层参加劳动，无论翻粮、灌袋、码垛、锄草、排水……赶上啥干啥，别人锄几根垄，他也锄几根垄。
　　面对如何办好中国式的国营农场这一新的课题，王正林以忘我精神，不断探索，锐意改革。60年代初，许多农场根据苏联模式，只重视春种秋收，忽视经营管理和农田基本建设，结果是灾害严重，减产减收。他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出一整套生产管理经验和措施，受到农垦部的表扬和肯定。后来，党中央在下发的“五条”、“十六条”农垦工作文件中，充分吸收这些经验和措施。在王正林任局长期间，国家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阶段，垦区各方面都面临着一个尽快恢复和发展的问题。王正林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国家的部署，制定并实施每年重点武装100个机械化生产队的方案，激发职工生产积极性，推进垦区发展的进程。各行各业，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经济效益，都有显著改善和提高。这些年代，被群众称作北大荒的“黄金时代”。
　　王正林在去中南海汇报工作时，两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两次到苏联访问。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深入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60年代初，牡丹江农垦局发生小麦赤霉病。人吃了染病小麦反胃，称作“头疼面”。他得知后，立即带人前去调查，决定从合江局调运小麦、白面，很快解决了牡丹江局的吃粮问题。
　　1961年困难时期，一位干部患了肝病，他把家里白糖给送去。“文化大革命”中一名被下放改造的同志，回总局办事，王正林特意把他接到家里吃早饭。早饭很简单，却分成两样：他自己吃一碗玉米粥和一个冷馒头，给客人吃一碟烤面包片和一碗麦片粥。王正林说：“你不是有胃病吗？这份饭是健胃的，多吃点。”王正林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格。1958年，妻妹在农学院毕业，要求来友谊农场工作，他没有答应。1971年他和爱人身体不好，而且上有70多岁的老母无人照料。爱人想把下乡的三女儿调到身边来，因怕影响知识青年们安心边疆建设而被他拒绝。
　　1969年王正林调任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1978年任省农场总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为挽回“文化大革命”给农场造成的损失，带病下基层蹲点。他这个患晚期脑血栓的病人，在1个月时间里，召开28次座谈会，个别交谈达53人次。1980年到广州疗养。不久，又走出疗养院，在广州、上海、长春等地进行社会考察。待日夜兼程赶回佳木斯时，一份《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考察报告》已经写好并交到党委，可是，他却再次昏倒在办公桌前……
　　1980年9月26日，王正林因脑血栓突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61岁。逝世后，垦区广大群众自愿集资建起1座“王正林同志纪念碑”。收集40余篇回忆文章，汇编成书，名为《北大荒人王正林》。王正林生前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