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视察大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20世纪为中华民族作出突出贡献的历史伟人之一，邓小平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有过许多重要报告、讲话和谈话，集中体现了他的重要观点、思想轨迹和理论建树。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回国后，在北方地区进行了为期8天的视察。在东北三省、沈阳军区和天津市，先后6次在听取有关方面工作汇报后发表比较系统的重要讲话，同时在同各地交谈中还有不少谈话。从辽宁到黑龙江、吉林，再到辽宁、河北、天津，邓小平走一路讲一路，先后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史称邓小平“北方谈话”。邓小平“北方谈话”，正是邓小平引领开辟中国道路的破题开篇之论。

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在大庆油田和采油女工在一起

如果说邓小平1992年春天发表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那么邓小平1978年秋天发表的“北方谈话”则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始基。“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理论创始阶段比较集中和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理论，提出了许多较以往带有突破性的重要观点，囊括了邓小平理论中许多重要的、根本性的思想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等根本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国历史大转折前夕对许多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邓小平的这些重要主张，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也为形成邓小平理论和开辟中国道路准备了充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表明，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由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对邓小平“北方谈话”的认识也是如此。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追根溯源上说，以“北方谈话”破题开篇的邓小平理论与后来的创新理论，是本源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的关系。后来的创新理论，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北方谈话”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历史作用，已经超出了它本身所表达的内容，而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开创新道路、呼唤新时代，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开始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的重大意义。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和探求中国道路的实践，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交汇点上，重温邓小平当年发表的广博深刻、高屋建瓴而又切实具体、深入浅出的“北方谈话”，以新时代的广阔视域领悟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和中国道路开创者，在“北方谈话”中蕴含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崇高原则，长期积累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和非凡领袖风采，在倍感亲切的同时，更引发我们对邓小平“北方谈话”历史地位、深厚内涵、意蕴价值、时代意义的深入思考，从中获得对坚定不移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深刻启迪。

一、“我是到处点火”──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先声，引领中国发现、抓住和用好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师以上干部

坚持正确认识路线和科学思维方法，是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卓越地选择和开创中国道路的决定性因素。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功不可没。许多关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实现了破题，为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作了重要思想准备和政治动员。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先声，正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发出的。作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样一个全局性问题的首倡者，邓小平“北方谈话”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总路线，是党在一定时期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党的主要任务而制定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制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根本指南。任何一条正确路线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多次谈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沈阳军区机关及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形象地称自己的谈话为“点火”。他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主要是指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邓小平在广州考察时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问题。”“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主要是指1978年1月31日至2月3日，邓小平在成都考察时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就是指1978年9月这次北方之行发表“北方谈话”。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回忆他的“北方谈话”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还以愉快的心情表示：“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

在当时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形势下，“北方谈话”明确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北方谈话”点燃的燎原之火，同整部邓小平理论一起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一种照亮中国道路的智慧之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4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一些考验和挑战，但我们党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所以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使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定恢复党的思想路线之基调，引领全党重新举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旗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吉林视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不断探索和运用规律，探求中国道路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牢牢把握“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作出创造性的发展，引领全党在教条主义长期横行的思想荒漠中重新举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北方谈话”，催生了东北三省乃至全国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确定了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调。

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总前提，这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最突出的贡献。“北方谈话”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上涉及的内容最多、谈的次数最多，不仅在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众所周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东北地区是在全国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地区。1978年6月3日至12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各地市和省直各局委办负责人会议，讨论拨乱反正和解决思想的问题；7月4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更加明确地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次会议的精神在《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之后，在省内外引起很大反响。7月25日至31日，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8月18日，中共辽宁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此期间，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公开发表文章，率先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坚持真理标准和坚持“两个凡是”之间，正进行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到东北三省发表“北方谈话”。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在彻底清除帮派体系和打砸抢分子的同时，查清事实真相，为老干部落实政策，并根据工作需要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9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进一步指出：“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上述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谈话，是他自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谈得最多、最集中的一次，也是阐述时间比较早的一次。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北方谈话”消除了人们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疑虑，对推动辽宁、吉林、黑龙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和全国的真理标准讨论、解放人们的思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 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市对自己的“北方谈话”进行了一次总结。他对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说：“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要从实际出发。”“过去不能碰‘禁区’，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按照“北方谈话”确定的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调，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三、“体制问题不解决不行”──开中国体制改革之先河，引领和开启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的新的伟大征程

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北方大厦接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以及共青团黑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

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科学揭示了中国道路的发展动力、内在品格和鲜明特色，深刻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改革之路、创新之路。首开中国体制改革之先河的，正是邓小平“北方谈话”。

邓小平提出中国体制改革的过程，既不轰轰烈烈，也不强加于人，而是不断铺垫，逐步深化，给出充分的时间让全党思考、熟悉和理解，最后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可。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9月16日，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指出：“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北方谈话”不仅阐述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提出了一些对中国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思路。9月18日，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邓小平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市谈到引进技术要改革企业管理问题时指出：“凡是这样的工厂，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说叫革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科学论断。难能可贵的是，“北方谈话”还论及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第二天，邓小平在鞍山市讲话中谈到企业改革问题时进一步强调：“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这些，都是基于同样的思路，实际上是明确提出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的问题。在解决关键问题中有步骤地将改革不断推向前进，这是邓小平设计和领导中国改革的一大鲜明特色。正是按照这样的改革思路，邓小平在“北方谈话”后相继提出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倡导兴办经济特区等一系列改革“大政策”。正是这一系列改革“大政策”，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的伟大征程。

四、“关起门来不行”──奏中国对外开放之序曲，引领中国坚定地打开国门和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1978年9月14，邓小平视察大庆，指导工作

在探求中国道路过程中，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举措，除了体制改革之外就是对外开放。在1978年之前，我国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加之对所谓“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的批判，许多人不愿或不敢承认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有的甚至妄自尊大，对到国外去、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这类事是无人问津的。针对这种实际，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要“走出去”，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把它“引进来”，用以改革和改造我国的企业，从而奏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曲。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在辽宁本溪火车站对中共本溪市委负责人说：“你们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嘛，崇洋媚外嘛！你们应当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长期把自己锁在本乡本土，不了解外界，不与外界交往，闭关自守，只能把我们的国家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到国外去看一看，看人家怎么管理的。”“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从“北方谈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不仅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而且总是以开放的视野，在把我们国家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对比中做出正确判断，从而推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正是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指引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在经历了大胆起步后，迅速开展起来，形成了对外贸易、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创办经济特区等多种途径和形式的对外开放，从地域上逐步形成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五、“必须发展生产力”──揭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关键，引领中华民族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视察辽宁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科学论断，深刻指明了中国道路的本质和方向。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历史过程。邓小平1978 年秋天发表的“北方谈话”与1992 年春天发表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节点。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概括，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明确作出的，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命题的揭示和开创性论述，则要追溯到邓小平“北方谈话”，尽管当时邓小平尚未使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首先是从否定的视角，从反思人们感同身受的一些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格格不入的现象入手的。1978年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这次讲话给在场的人以很强烈的震撼。9月17日，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一改往日的庄重严肃，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北方谈话”虽然没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这一关键问题做出直接回答，但是，大体上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了。以此为开端，邓小平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郑重地要求全党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先后提出并阐发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新思想。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被认为只能实行计划经济。邓小平没有被这一“紧箍咒”所束缚，一直在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发表“北方谈话” 一年零两个月后，即1979年11月16日会见吉布尼等美国学者时，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同他在1992年春天在“南方谈话”中作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科学论断，是具有直接内在承接和发展关系的。正是在这种全新的社会主义观的引领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也为我们今天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六、“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明以人为本之要义，引领人们牢固树立开辟中国道路的重要思想方法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参观新建的居民住宅区

坚持以人为本，是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特色和突出特征，也是邓小平坚持群众路线、开辟中国道路的重要思想方法。今天重温邓小平“北方谈话”，我们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以人为本理念的光辉体现。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左”的思想束缚下，空喊“社会主义好”口号，完全忽视了人们普通生活所必须的一切衣、食、住、行。而“北方谈话”则打破空谈，非常务实地对人们普通生活需要给予极大关注。1978年 9月14日，在大庆油田听取汇报时，面对住了近30年“干打垒”的石油工人的工资和住房情况，邓小平指出，“大庆贡献大，工人工资太低了，应该提高。房子要盖得好一点，要盖楼房，要搞建筑材料。”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这些发自肺腑、动人魂魄的话语，就是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为之动容。当时的中国人民，由于贫穷落后，所承受的压力到了极限。邓小平同广大中国人民一样感受、承担着这种全民族的压力，他在“北方谈话”中真切反映了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人心思治、人心思富，尽快摆脱生活贫困、经济落后状态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就是发现人、探求人的命运，探索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状态的理论。邓小平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对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社会责任感正源于他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沉的热爱。在发表“北方谈话”两年后，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英文版写的《序言》中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所表达的以人为本理念的延续，是他对中国人民的真切情感，是其最高价值观的具体化，也是他的情感和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邓小平1978年秋天发表的“北方谈话”，同1992年春天发表的“南方谈话”一样，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道路的开创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来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一直被理论工作者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相比之下，邓小平“北方谈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受到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虽然部分内容后来相继被收入《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思想年编》，但从总体上看，其历史地位、丰厚内涵、意蕴价值、时代意义一直处于被忽视和低估的状态。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层次的加深，我们愈加深刻地体会到，邓小平在40多年前发表的“北方谈话”，涵盖广泛，寓意深刻，启人心智，涤人心泉，具有很强的科学预见性和现实指导意义，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破题开篇之论。“北方谈话”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先声，为实现中国命运伟大历史转折做好了重要思想发动和政治动员，积极寻求当代中国发展的契机和基点，点燃了照亮中国道路的智慧之火，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引领我国抓住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赢得了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书写了贡献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中国故事；“北方谈话”定重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之基调，支持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给那些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存有各种疑惑的人指明了方向，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在历史转折前夜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的许多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路、新原则、新办法，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创造和培育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北方谈话”开中国体制改革之先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中国改革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形成了邓小平改革思想，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我国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勃勃生机，使世界上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发生了愈加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变化；“北方谈话”奏中国对外开放之序曲，以开放的全球视野，冲破“左”的桎梏和羁绊，引领中国打开国门，迈出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北方谈话”揭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关键，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把对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上，使解放生产力进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版图，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能量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被再度激活；“北方谈话”明以人为本之要义，从当时中国贫困落后的实际出发，关注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诸多重大问题，打破一切空谈，关注人们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具体问题，阐述他对这些问题进行的深刻探索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价值标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人民群众实际利益不断满足的基础之上，为我们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总之，邓小平“北方谈话”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开辟中国道路的破题开篇之论。在新时代视域下加深认识和努力实践邓小平“北方谈话”，不仅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今天把握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展示中国道路的巨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使中国道路不仅立足于现实而且指向未来，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道路依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来源：本文原载于《世纪桥》2020年第9期，此次转载题目为编者所加，原题目为《新时代视域下的邓小平“北方谈话”》。作者：何伟志，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