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美国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却待在南京不动，一直到8月2日才悄然离开中国。这是怎么回事?

早在1949年3月，司徒雷登就上书美国国务院，请求允许他在适当时机同中共领导人接触，表示他将提醒中共，如果中国建立起共产制度，美国便要“用一切方法使中国人民重新获得真正的解放”。如果中共在他的威胁诱惑下“反应良好”，他就建议采取某种步骤，建立双方“良好而互谅的关系”。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批准了司徒雷登的计划，但认为他的那番威胁实在过分，命他把措词改得缓和一些。

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得知昔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长期任该校校长)的学生黄华担任了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便派秘书傅泾波于5月6日前往拜访，为他跟黄华会晤铺路。13日晚，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一次晤谈，气氛较融洽。司徒雷登讲了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民主之类的漂亮话；黄华表示，愿意见到美国承认中共政府，中国需要与外国建立商务和其他关系。司徒雷登则强调，若想获得美国承认，中共必须遵守现行条约。

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进行了第二次晤谈。黄华重申中共愿意和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司徒雷登不肯表示将停止援蒋，但宣称中共应意识到外国大使馆继续留在南京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发展。

这时，司徒雷登接到从北平转来的重要情报，说是中共内部在对苏对美方针上出现意见分歧。于是他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他几十年来每年6月都在北平过生日，并出席燕京大学毕业典礼，今年还想去北平。与此同时，他又通过欧阳辰、周裕康等人为之牵线搭桥。6月26日，刚从北平回来的周裕康给他带来重要消息：毛泽东说，司徒雷登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28日，黄华正式通知司徒雷登：毛泽东、周恩来真诚欢迎他前往北平，有关部门愿意为他在交通上提供便利，甚至可以允许他乘自己的飞机前往。司徒雷登即于第二天向美国国务院请示，并详陈北平之行的种种好处，同时也分析了不利因素，权衡利弊，他力主以去北平为好。但是三天之内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否决了他的这一计划。7月1日艾奇逊通知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除此之外，司徒雷登还曾通过陈铭枢与中共领导传递信息。

陈铭枢与司徒雷登相识多年，与中国共产党也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6月10日，他与夫人在南京同司徒雷登晤谈了将近四个小时。司徒雷登请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方的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陈铭枢旋赴北平。6月23日，陈通过助手转告司徒雷登，说他已跟毛泽东、周恩来顺利接触，谈话令人完全满意。7月9日下午，陈与司徒雷登晤谈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又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

备忘录系陈铭枢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观察综合整理而成。他解释说，虽然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但这并非“靠别人”之意。陈还引述毛泽东的话说：“在政治上，必须严格；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迁就。”

那两个附件，一个是中共领导人联合对司徒雷登的答复，表示希望美国此后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重新制订对华政策，若能如此，中共自然以同样友好的态度予以回报。毛泽东特别请司徒雷登阅读他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其中声明了对外政策的立场。第二个附件是周恩来对司徒雷登那四个文件的答复，其中列举事实，驳斥了司徒雷登对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所作的比较，还举出1937年和1947年的中美贸易数字，证明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是中美贸易的受惠者，批驳了司徒雷登关于美中贸易对中国更有利的说法。

由于双方立场格格不入，1949年美国与中共虽有对话的机会，却无和解之可能，司徒雷登就悄然离去了。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