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传尺素、鸿雁传书,家书是亲人们沟通感情、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邓小平性格内向深沉,言谈直率简练,没有写过太多家书,但穿过岁月的蒙尘,阅读他留下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家书,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浓浓的家国情怀。
(一)
目前所知邓小平最早的家书是他19岁时写给父母,坚决要求退婚的信件。1920年,16岁的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切身体验之后,邓小平感到:“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他认为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救国救民。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引导和帮助下,他投身革命斗争,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3年是邓小平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家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邓小平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是在这一年,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熏陶的邓小平致信父母,要求解除幼年定下的“娃娃亲”。1926年1月,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中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邓小平写道:“我到法国后,‘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又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我的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的忿话来。我怎么办呢?当然,只有两条路:一是受家庭的软化;一是与家庭脱离关系。于是又写了一封信回去,坚持退婚的主张。结果,他们以后的来信,也不说脱离关系的话了。”由于邓小平的坚持,父母也没有办法,只好做“亲家”唐家的工作,最后,邓小平“娃娃亲”的对象唐氏由邓家置办嫁妆,作为邓家的女儿嫁出去了。
除了要求退婚,邓小平还在家书中表示,自己已经投身革命事业,不能回家了。这种言论,在旧中国封建思想浓厚的背景下无疑是惊世骇俗的,用邓小平弟弟邓垦回忆的话来说,邓小平一是要求解除“娃娃亲”,二是告诉家人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这几封家书,对于希望邓小平学成归来、光耀门楣的家人冲击很大,而对于19岁的邓小平而言,这些文字的背后,真实地吐露出他对革命的满腔赤诚和对信仰的无比坚定。
(二)
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相伴58年,却鲜少用书信交流情感。早在1939年8月,邓小平与卓琳结为革命伴侣的第四天,邓小平就因为战事匆匆赶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卓琳则留在后方的八路军总部。在夫妻离别的日子里,新婚的卓琳渴望多了解丈夫一些,便向邓小平抱怨道:你是不是要经常给我写信?邓小平不解风情地问:我写什么?卓琳“开导”地说: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邓小平开玩笑地说:那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再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寄一份。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卓琳只好放弃了索要家书的“奢望”。虽然邓小平未曾给卓琳写过浪漫的家书,但在1976年6月邓小平给卓琳写下的一张便条,其中饱含的深情与惦念不比长长的家书少。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陷入政治困境,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4月7日下午,邓小平、卓琳二人被转移至东交民巷17号,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其后,卓琳因角膜溃疡住进301医院,二人不得已分开,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夫妇唯一一次分开。住院期间,卓琳十分牵挂邓小平的安危,她给邓小平写下便条,叮嘱他千万不要离开现在住的地方。6月10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并转报毛泽东、党中央,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他们来看望的要求。次日,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得到这个好消息的邓小平立即给还在医院的卓琳写了一张便条:“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风雨飘摇的境遇沉浮中,爱与家的温暖最能给予人力量与信心。这封不过几十字的“家书”,是邓小平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纸短情长,不言自明的是这对相伴相依的夫妻,对彼此最深刻的了解与最默契的关爱。
(三)
1969年,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很少写家书的老人为生活和子女问题给中央写了十来封信。在政治生涯低谷时期,党组织是邓小平最可信赖的亲人,遇到生活中的难题,他提笔向亲人倾诉。“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曾对邓小平说有事情找汪东兴,所以邓小平的这些信都是写给汪东兴的,由汪东兴转给毛泽东。
在邓小平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大儿子邓朴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大读书的邓朴方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和虐待,选择跳楼以示抗议,因救治不力,形成高位截瘫,留下终身残疾。到江西后,邓小平十分牵挂留在北京的儿子治病问题,不断给中央写信求助。1970年10月17日,因得到通知说邓朴方将被送来南昌同父母一起生活,考虑到医疗条件,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恳切希望儿子能留在301医院继续治疗。虽然在邓小平的要求下,送邓朴方去江西一事暂时作罢,但不久后,邓朴方还是从301医院被遣送至北京市社会救济院,且身边无人照料。得到消息的邓小平心急如焚,于1971年2月3日致信汪东兴,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6月,邓朴方被从北京送到南昌。从此,邓小平和卓琳在工厂劳动之余,全心全意地承担起照看邓朴方的责任。在照顾邓朴方生活的同时,作为父亲的邓小平,想尽一切办法让儿子振作起来,时常推着儿子去晒太阳,与儿子一起聊天,把从北京家中带到江西的藏书拿给儿子看,帮助邓朴方鼓起生活的勇气。邓小平还鼓励邓朴方继续学习科学技术,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好转。邓小平于1972年4月22日给汪东兴写信,再一次谈起邓朴方的治疗问题:“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6月27日,周恩来批示: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京施手术。随后,中央同意邓朴方回北京住院治疗,至此,邓小平夫妇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在远离北京千里之遥的江西,为孩子治病、上学、工作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拿起笔,一封一封地给中央写信,这固然是一个父亲对子女、对家庭的牵挂与爱护,同时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中央保持一线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些信中,他反复表达了对革命工作的忠诚与坚定,多次提出“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就再没有写过家书。人们常说,邓小平的文章是说出来的,不是用笔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遇事总是先在头脑中缜密构思、深入思考,然后一气呵成、出口成章。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几乎不用修饰就是一篇结构严谨、思想深刻、语言流畅的经典好文章。从这个角度说,1993年1月3日,89岁的邓小平同孙辈们的一次聊天可以视作他晚年的一封重要“家书”。晚年的邓小平很喜欢和儿孙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在这次聊天中,邓小平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到心中无愧,他对聚在一起的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望着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他的思绪回到了7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他总结勤工俭学的经验就是“锻炼”二字:“在法国一呆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他对晚辈们寄予殷切期望:“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对后辈最大的期待就是本事无论大小,但要有家国情怀。要在大风大浪中去实践、去经受考验,把对小家的眷念凝结成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以责任和担当托举起大写的人生。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蒋永清 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