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率所部主力转出大别山(此时刘伯承已在淮北外线，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实际上由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与粟裕、陈谢两军“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及大的歼灭战”。过去往往以指示为根据，认为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的日期最迟不会超过2月下旬。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当时除位于大别山北麓的第二纵队转出稍早(3月初)，其余两个纵队均是3月底出山北进的。即转出时间比人们预料的要晚一个多月。其原因何在呢？

实际上，上述延期出山是根据实际需要主动采取的政策。若是孤立地看，似乎只是个时间迟早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与当时大别山及整个中原战局相联系的。1948年1月底2月初，也就是收到上述指示的前夕，大别山的局势已相当严重。一方面，拟议中的黄安歼灭战未能进行，刘邓大军急需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均无法补充；另一方面，敌人已发现刘邓大军主力的集结地点，正多路出动实行包抄合击。正如1月25日粟裕在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所说的，“刘邓军现……已处极困难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刘邓大军内线主力遵照军委的指示，及时转到有大后方接济的淮北地区去休整补充，是比较有利的选择。然而，以邓小平、李先念为首的大别山“前指”却没有这样做。他们知道，在中原三军中，另外两军特别是粟裕所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经过自鲁西南到豫东豫中的千里跋涉和连续作战，消耗也很大，同样存在着急需休整补充的问题。如果刘邓大军在此时出山北进，势必将敌人部署在大别山周围的大批兵力引入北部中原地区。这样一来，虽说可减轻自身的压力，但展开于这一地区的粟裕所部，则很可能被迫作战或被敌胶着，从而无暇休整。若这支人数最多的主力部队被进一步消耗削弱的话，将会给整个中原战局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从全局考虑，邓小平、李先念毅然决定推迟北移计划。他们在2月9日回复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的机动以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的圈子”。与此同时，“前指”还号召全军再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积极开展以吸引、牵制敌人为主要目的，辗转机动和灵活歼敌的战略行动，予外线两军以支援。在中原局和“前指”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经过全体指战员异常艰苦的努力，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艰巨任务。如果没有这一段时间我军对大别山周围敌人的有利牵制，那么华东野战军主力的休整则很难胜利进行，对该军此后攻克开封、聚歼豫东数万敌人的重大胜利，将增加更大困难和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邓大军推迟出山的举动，对整个中原战局的形势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