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初，刘邓大军主力南移黄安以北、麻城以西地区后，从大别山的整个情况看，只是暂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形势并未根本好转。一方面，已进入山北地区的数路追敌，随时都可能扑上来；另一方面，刘邓大军新的集结地距离敌武汉行辕的巢穴武汉不远，敌人正沿平汉线调集重兵防堵。也就是说，刘邓大军仍处在敌人的两面夹击之中。中央军委考虑到大别山区的军事形势严重，为有利于分散敌人和便于筹集军需物资，曾于10月4日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分出三个旅越路西进，相机攻占孝感、云梦、应城、安陆、京山、天门、钟祥、随枣诸县，你们手中集中六个旅仍有每战歼灭弱敌两个旅强敌一个旅之能力。目前向西南，相机攻占麻城、黄安、黄陂、礼山、广水、花园诸地，并相机控制铁路一段。尔后则可向东方或东北方机动。”中央军委指示的意思很明确，即要求集结于黄安北部地区的我军主力一分为二，一部分（3个旅）穿越平汉线，插到敌后的江汉地区去开辟根据地；另一部分亦西移靠近铁路沿线，以便相机截断铁路和攻占武汉外围的部分地区，如黄陂、花园等。

如果单从分散敌人兵力这一点来看，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很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它与战场的实际情况不符，首先表现在对刘邓大军的力量估计有误。当时，刘邓大军除留在大别山北麓负责牵制敌人和向皖西展开的部队外，集结在黄安北部地区受总部直接指挥的只有7个旅，而不是军委估计的9个旅。若分遣3个旅去平汉路西，留在路东敌人包围圈里的则只有4个旅，相比之下，兵力过于单薄。更为困难的是，根据指示的要求，留在路东的4个旅还要向敌重兵设防的武汉外围和铁路沿线出击，无论从哪方面讲，这样做都是不利的。至于筹集急需的军用物资问题，尽管这块敌占区比较富庶，但若在军事上不能取胜，这一任务也将难以实现。鉴于此，刘伯承、邓小平于10月6日致电中央军委，如实反映情况，据理申述：“我们现以三纵全部在皖西作战，一、二、六纵各分散一个旅掩护地方工作，集结的只有七个旅（每旅约五千人），如果马上分三个旅到路西，则不易歼敌。”电文虽然没有陈述进击敌武汉近郊和铁路沿线的利弊，但要求以部队集结的“现地”即安北、麻西地区为“基本区”，解决棉衣，同敌作战；或者先向敌人防守薄弱的鄂东中南部地区出击，待消灭“黄梅、广济、浠水、圻春等城之土顽”，即在扫清大别山西南部地区的反动势力、打开建立根据地的局面之后，“再以主力出平汉”。

中央军委接此电文后，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刘伯承、邓小平的“计划很好”，并于10月8日复电撤销原来的指示，批准按刘邓的意见办。根据中央军委的批示，刘邓最后选择了上述建议中的第二点，即集中兵力东下鄂东中南部的方案，并迅速付诸实施。由于避实就虚，进击方向正确，这一部署取得了迅速展开和连续歼敌的重大胜利。刘伯承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这些胜利大大打击了敌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胜利信心，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对我军东下战略行动的科学总结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假如当初不顾实际情况执行分兵西进指示的话，不说因兵力过于分散易招致损失，起码不会有鄂东地区那样的重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军的东进行动，乃是打开大别山局面的关键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