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四个环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这四个领域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对这些智慧成果进行挖掘并合理借鉴，必将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理论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尽地力之教”等传统生产智慧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人地比总体较高，采用各种办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成为主要生产目标。在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的各种思想中，“尽地力之教”较为典型，首倡者为战国时期在魏国推动变法的李悝。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体系中，土地和劳动力是最主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要想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最有效的做法是促使两者紧密结合，并采取各种措施分别提高这两种要素的使用效率。一方面，李悝把荒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促使土地和劳动力这两种生产要素加快结合；另一方面，他要求劳动者在种植时“治田勤谨”，以充分使用地力，同时种植多种作物，以防单一种植时作物因自然灾害遭受严重损失，在收获时加紧抢收，以防风雨对庄稼的损害，这是非常典型的精耕细作式生产思想。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为魏国的富强作出重要贡献，其集约式土地经营与农业管理思想对后世亦产生重要影响。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多熟种植、喜阴与喜阳植物搭配种植、桑基鱼塘式生态种植等技术层出不穷，中国人用绣花式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效率远远高于西方。以粮食收获量和播种量之比为例，西欧是4至5倍，而中国公元6世纪粟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24至200倍，麦类则为44至200倍，以共时性的比较视角来看，这种成绩相当令人瞩目。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核心内容，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积淀在“尽地力之教”等中国古人生产思想之中、旨在利用一切生产要素和管理方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生产智慧应当在当代被进一步挖掘。

“藏富于民”等传统分配智慧

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敬德保民”为代表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政治底色，孔子的“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管子》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郦食其的“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等思想皆强调了民本的重要性。

受此影响，中国传统主流分配思想倾向于“藏富于民”或民富基础上的国富。代表性思想有：有若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的“与百姓同之”，荀子的“上下俱富”，管子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唐甄的“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等，这些思想集中探讨了民富的重要性，认为国家财政来源于民，只有民富，才能保证赋税之源永不枯竭，才能实现国富。此外，民富亦是社会高水平治理的物质保障，孔子的“富而后教”、《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等思想皆清晰阐述了民富与治理的强关联性。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立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蕴含在“藏富于民”等传统分配思想之中的分配智慧在当代值得被理性借鉴。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等传统交换智慧

中国古人在商业领域积淀了有关经营管理、积聚财富的丰厚经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计然之策”。《史记·货殖列传》对其内容进行了系统介绍，包括“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价格变动趋势总结、“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非常规操作手段应对、“无息币”“无敢居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流通速度经验归纳、“务完物”“腐败而食之货勿留”的商品品质把控经验等。这些策略的效果非常明显，“修之十年，国富”。范蠡用计然之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白圭则在强调“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同时，又注重迎合消费市场，强调“欲长钱，取下谷”。此外，他还重视捕捉商机，认为一旦机会成熟，要当机立断，“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不难看出，通过审慎观察，中国古人已敏锐发现了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一些客观规律，并对之加以合理利用，且收获颇丰。

宏观管理层面，中国古人亦有着遵循市场规律与合理利用市场规律进行国家治理的宏观调控思想。一方面，观察到“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的市场价格及社会运行规律，司马迁提出“善者因之”的善因论，强调顺应市场价格及社会内在发展规律，遵循其内在秩序；另一方面，《管子》则强调积极利用市场规律进行合理引导的必要性。基于“聚则重，散则轻”“藏则重，发则轻”等现实观察，《管子》提出“以重射轻，以贱泄平”的宏观调控主张，认为可在商品充足、物价较低时，用重币购买轻物，在商品匮乏物价上涨时，把过去低价购买的商品以低于市场价格抛售，此举既可盈利，还可平抑市场物价，进而以“轻重之术”实现“轻重之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与竞争规律必将更显著地在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发挥作用，尊重并合理利用市场规律的宏观调控成为影响资源最优配置的重要因素。作为参照，沉淀在“计然之策”等中国传统交换思想中、体现中国古人善于发现与利用商品流通规律的交换智慧有着重要的当代镜鉴价值。

“用之于民”等传统消费智慧

“量入为出”“用之有节”等节俭消费思想是中国传统消费思想的主基调，不过，还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政府在民生领域“用之于民”的积极消费所产生的“固本”“利民”等正向社会影响。国防、教育、赈济、水利等民生领域的公共支出是中国传统社会财政支出的主要构成，历代学者皆对此非常重视。《荀子》将“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等公共产品供给视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对禹疏九江、秦郑国渠、汉漕渠等水利工程的兴修及其“功施于三代”“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大便利”等惠及大众、促进经济发展的正面成效进行由衷地肯定。《管子》认为，在“民失本”的非正常生产环境，政府应主动修建道路、宫室台榭等，此举一方面可起到以工代赈的作用，帮助穷人挺过困难时期，另一方面亦是履行国家职能，供给出社会必需的公共产品。《管子》将消费置于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进行考察，认为积极消费可使“本事得立”，对农业生产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明代陆楫认为节俭消费有利于个人和家庭，使其免于贫困，而政府和富人的积极消费可为穷人提供谋生途径，起到“均天下而富之”的作用。

消费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一般过程的起点，消费则是终点。消费使生产的目的得以实现，同时还会创造出新的生产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应“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沉积在“用之于民”等传统消费思想中、体现中国古人主动利用消费促使生产、恢复社会活力与秩序的消费智慧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