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质生产力理论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在生产力加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时代命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科学把握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的必然结果。新质生产力在要素构成与要素组合两个方面超越了传统生产力的具体机制，即生产要素的内部替换与结构深化以及要素互动的重新域定与范式转换。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建设，聚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打造全球领先的人才高地，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进而为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动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唯物史观 数字化转型 中国式现代化
一、引论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可以说，唯物史观既否定了社会发展是依附于不断变化的偶然性因素所组成的随机行动结构，又抨击了将历史视为“有规律的混沌”的多因素论和单因素机械决定论。它深刻揭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并将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此在众多“偶然”之中揭开了历史的“必然”。当下，数字化浪潮带来的海量数据的生产、流动与急剧迭代的技术革新正在形塑世界历史，而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亦面临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重新返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域，对生产力的实践样态和理论内涵进行再审视，无疑成为发展与深化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立足当前历史方位，习近平统筹把握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前沿趋势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要求，高屋建瓴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论断，有力地回应了当今重大时代课题。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形成”到“发展”，这一变化表明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地位在不断攀升。2024年1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等内容作出了系统阐述，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如何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廓清了理论迷雾并提供了实践遵循。他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锚定从“后发追赶”迈向“前沿竞争”的转型轨道，必须对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学理意涵与发展路径作进一步考察。这也是将中国道路的经验知识学理化体系化，进而为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思想动力的应然之举。
二、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进程是基于生产力跃升之上的历史主体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它内蕴着“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互动勾连，揭示了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时所必然指向的“世界性”。由此，在考察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时，务必要将其放在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双重视域中进行梳理凝练。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科技结构持续革命下的新世代
立足世界视野与长时段历史，生产力在历经农业文明聚族而居、粗放耕作的漫长停滞后，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作用下迈入了以“非线性发展”为标志的现代化道路。从“让大地遍布通讯神经”的电力革命，到信息主义“再结构”带动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再到经由数智化转型“迈向新文化复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新质生产力在实践层面正是由“技术的胜利”指向下的社会物质生产体系的现代转型孕育而生的，具体表现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个方面。
第一，从技术革命性突破来看，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制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内的群体性颠覆性重大技术变革正在重塑科技结构并推动生产力实现新的飞跃发展。首先，在以机器大工业和自动的机器体系为特征的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不可或缺的燃料。随着高碳产业的危害日益凸显，许多国家转而制定了以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开发计划并取得了长足进展，世界能源结构日趋多元化、清洁化。其次，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以及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产生了对具有可塑性和适应性的优质材料的大量需求，传统材料逐渐被精细化设计、“可编程”的新材料所替代。再次，工业革命衍生的纵向一体化的集成式生产组织体系已经难以应对当下变动不居的商业环境和客户需求。相比之下，以创新驱动、敏捷结构、即时回应和智能制造为特征的生态型数智制造企业正强势崛起。最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与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全面融入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个场域中，广泛推动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整体变革。
第二，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来看，彰显着连接主义的数字海的扩张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其一，当数智技术重塑社会结构并将生活世界连接至虚拟空间时，其基础支撑便是数据、算力、算法、通信网络和移动通讯设备等新型生产要素。其二，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范畴内的传统生产要素在技术蝶变和知识迭代的洪流中发生系统转型。生产方式的演变以及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驱使使劳动者这一生产要素中的主体性要素逐渐摆脱明确的分工桎梏，成为具有多种技能和交叉学科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体系随着技术进步转变为具有更高精度和智能的“高精尖”仪器设备。劳动对象也从传统的实体性要素扩展至数据、算力等新形态的非实体性要素。其三，劳动者对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创新应用与优化迭代。高素质劳动者在人机协同与联合智能的加持下不断探索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组合优化方式，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数据、算法等新型生产要素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对于传统生产过程的全面渗透亦使得机器体系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相应的生产组织协同行动实现质的改变。
第三，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来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领域在“数字的黄金时代”中均发生了重大嬗变，再工业化、新农业、平台经济等新的发展趋势正在全球各地扩散开来。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关键特征是农业、工业的衰退以及服务业的强势崛起。然而，弗兰克·韦伯斯特批评这种“从商品到服务”蓝图为“冒失且过度简化”，指出服务业在很多场景下的作用是协助工业或农业的生产，因此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指向一种相互依赖的系统性变迁。循此审视当今世界的产业转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都出现了再工业化和发展新农业的浪潮，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与叠加效应更为明显，绿色、智能和可持续成为产业转型的普遍要求。与此同时，传统的服务经济在数据驱动和技术赋能的共同作用下被资本整合为一个个辐射全球的超级平台系统，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被平台中介汇聚起来凝结到基于数据所框定的交换秩序之上的世界市场中，亚马逊、阿里巴巴等平台巨头搭乘数智化的进步列车完成了市场结构的内化与再生产。
生产力在“技术和数字化将改变一切”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生了历史性飞跃，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在实践层面上的生成逻辑。从理论层面来看，当世界现代化进程在生产力的轴线上迈向新坐标时，如何发展生产力、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等问题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面对和回答的时代之问。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这一重大命题的有力回应。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这一宏伟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被概括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它们分别构成了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依据、行动指南、路径选择与目标指向，并在理论层面上深刻诠释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
第一，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依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性成就。当前，中国正处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生产力不断累积，中国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因此可以指向更高的发展目标。
第二，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指南。新发展理念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习近平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提出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指导原则，它系统回答了中国当前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深刻指出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粗放型的要素投入和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构成了中国后发优势的重要基础，加上发达国家加速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凭借急剧扩大的出口贸易一度维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产业分工进入深度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东盟等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中国出口增速放缓，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变化，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新发展理念要求摆脱传统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路径，加快调整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形成创新驱动、集约高效、环保节能、开放合作和共建共享的质量效率型生产力发展模式。
第三，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其基础支撑是以科技创新培育发展动能，全面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努力实现具有先发优势的高水平自立自强。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正处于深度调整期，新冠疫情的暴发加剧了逆全球化浪潮，以往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形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新布局是中国掌握经济主动权、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纵览全球科技发展版图，中国科技的整体水平已取得历史性突破，已经从“跟跑”为主转入“跟跑、并跑、领跑”共存的新阶段，但仍然有很多长期存在的堵点痛点难点亟需解决。由此，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加快实现引领型发展、迈向创新型国家，不断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建构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
第四，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指向。“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它是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实践指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依循的发展。习近平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一方面，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和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变化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变；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面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剧烈变化，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不断升级，这意味着要着力建设优质高效的产品服务生产体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求平衡。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生产力维度上集中体现为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即通过要素品质提升带来质量变革，通过要素配置优化带来效率变革，通过科技进步创新带来动力变革，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大幅提升。
总而言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可以概括如下：以把握新发展阶段为现实依据，以贯彻新发展理念为行动指南，以建构新发展格局为路径选择，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指向，以自主创新能力为第一动力，以科技发展应用为必要条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机遇中积极推动社会生产和消费向自动化、集约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变，促使“社会生产力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再次大飞跃”，迈向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加注强劲动力。
三、新质生产力的学理阐释：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优化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生产过程或者说“共同活动方式”中的“自然关系”，即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干预自然进行物质生产的能力。可见，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生产力概念包含了两种相互独立却又内在统一的理论范畴，即要素构成与要素组合。要素构成指劳动者、“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要素组合则指劳动者充分发挥能动性对其他生产要素进行灵活运用。习近平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下文将从要素构成与要素组合两个方面详细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内涵。
（一）要素构成的品质提升：生产要素的内部替换与结构深化
生产要素在生产活动中的发展变化是生产力跃升的重要表征。具体到要素构成上，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区别在实践中表现为生产要素的品质提升，包括传统生产要素的迭代升级与新型生产要素的发展涌现。布莱恩·阿瑟将这两个过程称为内部替换与结构深化。
1.内部替换：传统生产要素的迭代升级
内部替换是指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等各类生产要素的置换与优化。
第一，从劳动者来看，工业革命时代福特主义指引下的标准化培训、专业化分工所催生的刚性就业劳动者正日益转型为具有多领域知识和跨行业灵活劳动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福特主义脱胎于泰勒主义，以批量生产、流水线作业和标准化管理为主要特征。身处其中的劳动者在层级分明的组织体系与刚性的分工约束下往往只能选择某一行业走完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深化，僵化臃肿的福特主义很快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以敏捷生产、灵活劳动和松散连接为特征“数字后福特主义”或“数字商业生态”正强势崛起。在这一过程中，以往只拥有单一技能的劳动者在现代化教育体系和数智传播技术带来的知识的解蔽中要成长为具有交叉学科知识和跨行业劳动能力的多技能复合型人才。由此，劳动者的能动作用被进一步激发，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细化，但这种分化细化将不再是被分工文化所桎梏的劳动异化，而是更强调劳动者的自主意志实现的潜在生产力的解放。
第二，从劳动资料来看，马克思意义上的工具机的革命在新质生产力中演变为基于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发展的智能替代革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机器大工业体系中具有改造劳动对象作用的工具机的出现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正是工具机的革命开启了区别于传统手工业的机器大工业时代。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超级制造浪潮正在改造和重塑机器大工业的“遗产”。一方面，实物流程的自动化以及机器人的引入推动传统生产模式转向自动化，常见形式有无人化生产线、自动化材料物流以及利用智能机器人执行任务等；另一方面，基于数据中心主义的敏捷组织架构则指向围绕由“数据湖+API”构成的超级数字系统打造互联互通的新型运营体系，包括数据主导下的开发生产、质量控制、异常检测和过程跟踪等。最关键的是，无论是自动化还是数字化，都揭示了当下兴起的一种区别于机器替代的、以智能替代为特征的劳动资料革命，即从对躯体力量的替代迈向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当然，劳动者本身始终还是生产活动的主体性要素。第三，从劳动对象来看，作为生产过程中被开发利用的物质客体，新能源技术与材料科学的突飞猛进使得具有优良性能且节能低碳的合成物质在新质生产力中强势崛起。马克思把劳动对象区分为生活资料与劳动资料，前者指的是农耕畜牧中必不可少的土地、水源等，后者则包括工业化生产所亟需的煤炭、金属以及木料等。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能源革命与材料革命促使劳动对象本身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就能源而言，除了水能、风能、地热能和太阳能等基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清洁能源外，页岩气、生物乙醇等合成燃料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至于材料迭代方面，从自然材料到合成材料乃至可编程材料的发展亦十分显著。以服装为例，以往的服装大多是由棉花等天然材质纺织而成，但是现在合成纤维已经被普遍应用到衣物的制作中，最新趋势甚至指向了具有自组装、自适应能力的智能材料。
2.结构深化：新型生产要素的发展涌现
结构深化是指将新型生产要素加到生产系统之中，以此突破传统生产系统的局限并在新质生产力中实现二次平衡优化。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的实体性身体交往已经融入数字化界面所构成的虚体单元之中。数字空间成为人们进行实时自我呈现的场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预言的数字化生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作用下终于切实地转向现实世界。概括来说，数字空间的维系运转需要两种不同类型的新型生产要素。
第一类是数据、算力、算法、通信网络和移动通讯设备等基础性资源。数据作为“数据—信息—知识”链条的前端要素，是数字空间中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的“记忆痕迹”编码至虚拟世界进而形成虚拟现实的必要条件。与之相似，通信网络和移动通讯设备是人们随时随地接入互联互通的“移动星球”的基本前提，网络的缺失或者设备的匮乏是诱发“数字鸿沟”的常见因素。而算力和算法则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兴起成为新兴战略性资源，多元泛在的算力设施和节能高效的算法方案是人工智能赋能各类场景数智化转型的重要支撑。
第二类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与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数智化技术，它们是数字空间撬动现实世界的技术支点。大数据是指收集、整理与分析具有大规模和异质性等特征的结构化数据或非结构化数据并以此指导社会行动的技术活动，数据处理带来的“知识的浮现”能够有效拓展人类作为“局限性的智灵”的理性边界。人工智能则是通过神经网络的堆叠以及基于注意力机制的仿人类思维模拟训练而形成的高性能智力表现，藉此以“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解放甚至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而云计算作为一种弹性计算基础设施，能够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供廉价高效的计算资源，由此整合汇聚成具有规模效应的巨大价值链。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能够有效解决市场交易以及组织交互中的信息模糊、信任不足以及可追溯性差等系列问题，加密货币、去中心化治理组织等新兴事物正是立足于区块链技术的蓬勃发展之上的。
（二）要素组合的优化跃升：要素互动的重新域定与范式转换
依据唯物史观，生产要素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是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发展跃升的另一重要表征，具体到生产要素组合上则体现为技术性矛盾与社会性矛盾。其中，技术性矛盾包括主客观矛盾和生产资料的内部矛盾，这类矛盾的解决通常依赖于“重新域定”（redomained）；而社会性矛盾则涉及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矛盾，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体现，这类矛盾解决的实践形式被托马斯·库恩称为“范式转换”。
1.重新域定：主客观矛盾与生产资料内部矛盾的解决
重新域定是指依据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指引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对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组合。一方面，就生产要素组合的主客观矛盾的解决而言，重新域定指向如下两种实践：其一，当生产活动的技术要求超出劳动者的能力范围时，劳动者通过自主学习、组织协作以及人机协同等方式，全面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进而克服“技术利维坦”的异化并让自主意识所蕴藏的潜在生产力得到充分释放。普列汉诺夫将人类的这种能动作用描述为人在与自然斗争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其二，当生产资料无法满足劳动者的生产需求时，劳动者通过劳动改造或者外部引进对生产资料进行内部替换和结构深化，由此推动主客观要素实现整体协同的和谐发展，甚至建立起新的“域”或者说基于新的要素组合的技术集群。应当指出，主客观矛盾的解决深刻体现了劳动者所具有的“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它意味着劳动者可以自由定义要素组合的可能性，这充分彰显了劳动者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主体性地位。
另一方面，对于生产资料内部矛盾的解决，重新域定旨在设计具有内在一致性和时空稳健性的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以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内在一致性来看，功能各异、性能参差的劳动资料需要和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对象进行结合并进入生产活动之中，如此方能形成要素合力推动生产力发展。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与ImageNet数据库的相互成就。早在20世纪90年代，神经网络深度学习这一技术设想就已经初具雏形，但由于数据的匮乏，人们无法获得理想的训练结果。直到2012年，神经网络被应用到拥有1500万张标注图片的ImageNet数据库时，其识别准确率大幅刷新了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世界纪录，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革命就此兴起。而从时空稳健性来看，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或空间的变化而出现折旧、损耗或不再适用的情况，因此需要因时因地进行校准和调整，确保既定要素组合具有强大韧性以实现生产目标。例如，当矿藏资源衰竭时，需要合理利用合成物质对之进行替代；当具有高性能和高稳定性的无机材料兴起时，部分劳动资料中的有机材料则应进行适时改造。
2.范式转换：要素组合内蕴的社会性矛盾的解决
要素组合的社会性矛盾解决指向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其具体实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库恩的范式转换所捕捉。为清楚阐释这一点，需要引入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与卡萝塔·佩蕾斯的“制度的创造性毁灭”两个概念进行说明。熊彼特认为，技术革命会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并创造新的结构，进而自动派生出增长性的经济长波。而佩蕾斯则揭示了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路径，即每一次技术发展的浪潮都立足于旧有的惰性制度的先验性毁灭。由此观之，熊彼特与佩蕾斯分别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两种实践形式，即生产力的跃升推动生产关系发生裂解与质变，以及生产关系的先发变化对生产力产生能动作用。然而，无论是“创造性破坏”还是“制度的创造性毁灭”，在一定程度上都只反映了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观察者”的视角。当我们将视角转向“参与者”时，它们在要素组合意义上都指向了社会共有知识结构的变迁以及（劳动）共同体秩序的变革，即由社会行动者在“解谜”“反常”“危机”与“反思”中促成的范式转换。
基于此，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过程中的要素组合的社会性矛盾解决蕴含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常规科学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急剧增加，“宇宙起源、物质结构、生命演化、意识本质等基本科学问题方面的新认知新发现将引发科学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创新”。第二，“反常”或者说反预期的科研成果频繁出现，例如近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与以往科学界对于“具身智能”（Embodied AI）的期待相比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即从躯体解放转向智能替代。第三，原有理论的“危机”的弥散以及各类新理论的迸发涌现，例如Deepmind公司开发的Alphafold软件对于人类蛋白质结构的大规模测算几乎完全颠覆了该领域的研究方法，使其由传统的单纯的实验研究转向“实验+算法”模式。第四，社会行动者对“危机”的“反思”推动着新的共有知识结构的形成以及共同体秩序的变革。在人工智能所勾勒的象征着智能解决主义的未来世界的社会想象中，各国纷纷制定、实施人工智能战略，例如法国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以及美国的“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研究战略计划”等。
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实践进路与具体举措
（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建设，建立健全绿色智能的现代产业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区别于西方建立在殖民扩张、滥用自然资源、先破坏后治理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指向的是以创新驱动、绿色低碳、韧性供应及兼顾安全与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构。第一，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调整重大生产力布局，改造升级传统企业，巩固提升优势企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孵化未来产业。着力推动各类产业的绿色化改造，普及推广绿色制造技术，鼓励发展循环经济与绿色产业，增强绿色产品的供应能力，培育绿色消费市场。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禀赋与政策配套的积极作用，稳步厘清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第二，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针对链条薄弱环节“补短板”，在原材料供应或关键技术领域提供专项支持，减少对外依赖。基于已有产业优势“锻长板”，持续推进技术研发并适当扩大产能，确保在国际市场上抢占竞争优势。紧抓基础产业建设“固底板”，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完善粮食、金融、钢铁、化工等关键领域产业安全制度建设，为产业结构升级与生产力布局调整夯实安全基础。第三，要充分发挥“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发挥数据、算力与人工智能等新型生产要素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乘数效应，加快铺开绿色节能的数字基础设施，普及推广高效实现数据要素价值的典型场景，让海量数据及数智化技术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降本增效，促使数字化转型赋能传统产业，助推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形成发展。第四，要积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遏制打压。逐步建设产业转移“拦水坝”，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关键制造环节回流。打造企业聚集“蓄水池”，在合适地区建立产业园区，集中资源优势打造产业集群。
（二）聚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打造生产力现代化新引擎
习近平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如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动力，让科技创新切实发挥第一动力的全域赋能作用，是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引擎的关键所在。第一，要加强对原创性前沿性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合理增加对科技研发的财政投入并优化资金分配，加大对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基础科学和前沿应用领域的扶持力度，依托国家科学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优良条件加快建设新型举国体制，借助“中央—省—市”多级科技资助体系实施差异化多元化的资助策略，切实依据研发活动在不同阶段的具体需求提供资金支持。第二，要全面优化科技创新体制。简化科研项目审批机制，删减清理繁琐手续，减轻科研人员的行政负担。健全科研机构管理机制，鼓励采用弹性化、扁平化的运作方式，加强对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的支持。适当放宽科研项目的资金使用权限，提高科研经费使用的自主性及转化效率。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设立科研成果转化基金，为促进科研成果市场化提供政策支持，建立健全以创新质量和实践影响为核心的绩效评估机制。第三，要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系统。搭建多层次的产学研合作网络，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推广联合研发中心与技术创新联盟等合作机制，支持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共享资源和共建平台。提供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投入原创性研发活动并与高校、研究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为知识技术的市场化流通应用提供高效有序的撮合服务，鼓励建设创新孵化平台和区域技术发展中心。第四，要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自觉增强国际科学话语权，借助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重要平台深入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议程设置。主动参与面向基础性研究和前沿性重大颠覆性技术研发应用的国际科学合作，切实增强中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内生参与能力。
（三）建造全球领先的人才高地，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梯队
习近平指出：“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建立世界领先的能够可持续的人才梯队，应当在培养框架、管理体制和流动机制等方面实现突破。第一，要建立前瞻性的人才培养框架。制定人才培养的长期战略规划，关注高素质复合型劳动者的培育成长，结合科技发展动态适时对战略规划进行复审与调整。前置人才培养链条，在义务教育阶段引入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健全“普职分流”机制和其他评估筛选程序，挖掘本土人才并建立人才档案，对人才进行跟踪培养。分阶段建立健全聚焦本土、面向世界的科技人才储备库，以“四个面向”为宗旨制定动态调整的紧缺人才、高层次人才目录清单。第二，要持续推进人才分级分类管理体制建设。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分级分类标准，综合考量专业背景、技能水平与实践经验等因素逐步完善“定量+定性”的能力评价机制。实施差异化的薪酬待遇与资源供给，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相关标准，合理确定各类人才薪酬补助的具体水平，在科研经费与研究平台等方面参考不同人才的能力与需求进行供给。设置多元化的激励体系，有针对性地为各类人才提供心理支持、教育支持和家庭支持等非物质激励。第三，要构筑多层次的人才流动机制。打破不同系统间的人才流动壁垒，在政务部门、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构建人才流动平台，促进人才数据的共享互通。创新人才流动方式，探索兼职挂职、借调遴选等流动渠道的制度化路径，建立规范的流动程序和事中事后评价机制，鼓励支持优秀人才在不同单位不同领域之间开展交流挂职。
（四）优化统筹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建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
习近平鲜明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唯有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方能充分激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不断破除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梗阻，进而汇聚社会合力，共同营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好环境。第一，要坚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工作的领导作用。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完善党领导新质生产力发展工作的体制机制，构建合理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把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坚核心力量。第二，要立足系统观念深化所有制改革。制定具有长期性前瞻性的战略规划，明确所有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加快探索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所有制改革方案，细化深化重点工作领域与组织保障体系等关键内容。因地制宜协调区域发展，科学把握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和产业结构异同，深入识别其中的制约因素与发展瓶颈，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制定差异化的所有制改革方案。提升跨层级、跨地区、跨领域的政策协同性，充分调动不同行动主体形成共治合力。第三，要着力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优化涉企服务和营商环境，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涌去。创新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初创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其他技术密集型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激活“资本的文明面”。第四，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拓展国际合作，在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和人才教育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畅通的合作渠道。优化完善外资进入的政策框架，尤其要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与保障。加快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发展，主动与国际贸易标准和投资规则接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